张学良口述历史的形成经过

窦应泰


一 口述历史的缘起


  韦慕庭教授(C·MARTIN WIPUR)是张学良口述历史的主要策划人和发起者。可惜的是,就在张学良这部包罗万象的口述资料面世的前夕,这位年逾九旬的美国学者,已经先于张学良走完他人生的漫漫长旅。韦慕庭并没有见到口述历史解密的那一天。
  1991年夏天,张学良结束在台湾半个世纪的幽禁后,来美国纽约探亲访友,在蒙特普里仁特镇拜见了他青年时期在沈阳结识的朋友韦慕庭。韦慕庭生于1901年,与张学良同庚。父亲是一位虔诚的基督教徒。早在1918年秋天,韦慕庭就随他父亲远涉重洋,从遥远的大洋彼岸来到中国东北。那时候,东北三省正是奉系军阀张作霖主政时期。韦慕庭从那时起就与刚刚18岁的张少帅结识于东北奉天(沈阳)。他们一见如故,曾共同赴北大营操场观看阅兵,分手时少帅又赠送中国书画若干幅给韦慕庭。
  张学良首次访美时,韦慕庭已从哥伦比亚大学退休,但他在晚年居住的蒙特普里仁特镇,与阔别多年的张学良有过一次别开生面的会见。张那时尚能拄杖行走,而韦慕庭却以轮椅代步了。他们这次会面不仅圆了两位异国友人的旧梦,也引发了治学严谨、对中国历史感兴趣的韦慕庭大胆的设想──支持张之丙的建议,抓紧时间对张学良进行历史口述工作!
  曾经在哥大主持历史口述工作的韦慕庭所以突发奇想,是在那次小镇午餐会上,张学良即席提出个让韦慕庭感兴趣的要求,他想和哥大一些年轻留学生,座谈一下中国的近代史。张学良特别希望与学生共同探讨中国抗日战争的历史。韦慕庭深感张学良的到来,是哥大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于是,他马上对张之丙(哥大东亚文学系资深教授)和洛克斯两人说:“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前奏,你们一定要让张将军把心里想说的话都说出来,他的头脑就是一个封闭半个多世纪的史料仓库。这个仓库里的宝贝价值连城,如果我们谁能开启他的记忆闸门,谁就能得到难以估量的宝贝!”
  张学良去“哥大”的座谈会如期举行。然而张学良对这次座谈没有尽兴如意,他对那种循规蹈矩的座谈方式,感到兴趣索然。他喜欢海阔天空的自由畅谈,不习惯正规的提问式座谈。加之参加座谈的学生,大多是欧美两洲的青年,他们对中国近代历史了解甚少。常常将中国的抗日战争与发生在欧洲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相混淆。所以,这次座谈结束后,张学良没有尽兴。他不悦的情绪是委婉流露出来的,张之丙女士和洛克斯立刻意识到,韦慕庭在小镇上交待给她们的任务没有真正完成。特别是韦慕庭对她们的叮嘱:“要寻找打开仓库的钥匙!”直到座谈会结束后,张之丙才认识到,打开记忆仓库的钥匙其实仍然没有拿到。于是,她们就把自己希望利用张学良在纽约逗留的宝贵期间,对这位世纪老人进行口述历史的想法,正式地提了出来,并且很快就得到了韦慕庭的首肯。于是,一项《关于在美对张学良将军进行历史口述的计划》,便正式提交到哥伦比亚大学的董事会讨论。

二 行前的准备和韦慕庭的担忧

  哥伦比亚大学对欧美历史名人的历史口述工作,约起源于1927年。最初的发起人为“哥大”历史系教授、著名美国史学家阿兰·勒文斯。当初勒文斯所主持的历史口述重点,主要集中在美国几位下野的重要政治家,如杜勒斯、杜鲁门、艾森豪威尔等人。从1952年起,由韦慕庭教授主持的对在美华裔人士的名人口述工作也随之起步。在韦慕庭的主持下,最早开始了对李宗仁、胡适和顾维钧等旅美华裔政治人物的历史口述。也可以说韦慕庭是“哥大”华人历史口述的开山鼻祖。
  由著名教授张之丙和美国学者洛克斯、索伯尔曼等人起草的采访张学良计划,很快就得到了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研究处主任罗纳德·格里勒博士的赞同。
  7月初的一天,经“哥大”采访小组与蒋士云女士的预先协商,张学良终于同意在蒋士云公寓里进行一次计划中的采访预演。由华裔教授张之丙担任主要采访人。她按照行前韦慕庭教授亲自审定的预演提纲,简单的接触张学良头脑中的记忆。张学良在初次预演中相当配合,他按照张之丙提及的所有问题,一一作出了回答。张学良显然对“哥大”如此严谨慎重的安排感到满意,他在回答提问时表现出来的睿智和坦率让所有“哥大”人员都感到未来的合作将是非常愉快的。这也就是“哥大”和张学良口述历史工作的一个良好开端。
  在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处主任罗纳德·格里勒博士和女教授张之丙的共同努力下,1991年7月中旬,一个专门的采访小组正式开始进入工作状态。张之丙女士出任这个小组的主要召集人。在这个小组里,有英文译员、记录员和电视录像师,最后,经韦慕庭教授提名,决定张之丙的姐姐、曾在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文物珍藏室工作过的张之宇女士,也参加这次为期五年左右的历史口述工作。
  接下来的是筹划口述历史的全部运作资金。“哥大”为此特别聘请一位在国际合作方面卓有建树的著名律师参与此事,名律师叫彼得。由他首先起草了一份详细的基金计划草案,对长达五年多的口述历史工作费用进行了一次全面的筹划。哥伦比亚大学意识到对张学良这样重要的中国历史人物进行全面采访,花费的时间与资金都应超过从前对顾维钧、李宗仁和胡适等人的预算。因为张学良的记忆正在随着年龄的老迈而发生褪化,所以,这一历史口述的任务无疑具有相当的迫切性和艰巨性,甚至带有明显抢救史料的性质。
  全部运转基金拟以社会与民间两个方面分头进行筹组。“哥大”的这一计划,从开始就遇到了困难。尽管不能如愿筹措到一笔可供采访小组在长达五、六年的时间里,不断从美国纽约飞往台湾的路费、宿费和其它昂贵的费用,但是,工作小组的热情甚高。包括张之丙女士和她胞姐在内的许多中美成员,纷纷主张以尽义务的方式来参与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工作。她们都把抢救张学良的口述历史,当成义不容辞的史学研究和为学术尽一份义务来看待。这样一来,当初认为最难以解决的基金问题,竟在张之丙等人真诚的治学精神和目标一致的努力之下迎刃而解了。
  1992年2月23日,就在张之丙小组即将赴台湾采访张学良前夕,住在蒙特普里仁特小镇上的口述历史主要策划人韦幕庭,在得知基金筹划遭遇困难的时候,他特别给张之丙小组送来了一份礼物。这份礼物就是他亲笔写的一封信。大家见了韦慕庭的来信都异常振奋,只见这位中国问题专家在他的“礼物”中,很中肯地写出他对张学良这个人的认识,和他对即将开始的口述历史工作的流程大纲。他详细说明了最后采访成果的模式与理想化口述历史资料的作用,譬如最后的口述成果应该是什么样子,包含什么样的内容等等。同时他也向这个工作小组成员,提出了应该注意的事项和应该先读的文件。

三 口述过程中常常会发生意外的触礁

  张之丙等人在参阅韦慕庭亲自提供的所有文件过程中,被一些从前没有接触到的大量珍贵张氏个人资料所感动。小组成员感到对张学良即将开始的采访,与从前新闻记者对这位中国东北军将领的那些即席问答,具有本质上的不同。记者的提问常常带有相当的局限性和即时性,而他们的采访完全是为着历史的新闻性而来的,而韦慕庭主张哥伦比亚大学对张氏的历史口述,则一定要把采访的重心放在“历史”这一层面上。也就是说,一定要把“真实”放在首位。反对为引起所谓新闻效应而进行的取舍性询问。那样的话,很可能将未来的张学良口述历史,搞成一部新的“访谈录”。韦慕庭说:“我们‘哥大’要的是,一个真实的张学良。当然,也难免在访谈中出现一些不理想的,或者加了虚构的细节。但是,总体来说,口述历史必须是真正的历史。其中包括张学良一生中在重大历史时期的所见、所闻、所想和他对所经历史的评价。”
  张之丙率“哥大”采访小组于1992年5月上旬飞到台北。小组到达台北以后,张学良和夫人赵四小姐正在生病住院,不久,她们小组就来到了台北大屯山下的“朴园”,6月,“哥大”对张学良的历史口述便正式拉开了序幕。张之丙小组依据来前由韦慕庭、罗纳德·格里勒、洛克斯等制定的谈话纲要进行由浅入深的谈录。
  这种以自由交谈方式进入悠远历史的访谈,很快就为张学良所接受。更让张之丙小组感到欣喜的是,张学良夫人赵一荻也参加了访谈活动。还没等小组提出口述的纲要,张夫人就主动为少帅接受采访作出了必要的准备。张学良按照采访小组拟定的12个访谈主题,开始进入正式的谈录程序。
  哥伦比亚大学除韦慕庭等人提出的12个谈话主题之外,又临时增加了四个问题,即:一,西安事变前后发生的事情;二,尚未公诸于世的张学良将军个人情况;三,张学良与其父张作霖的关系;四,张学良在战争与和平时期与其幕僚及部下的关系。
  张之丙小组在正式接受张学良口述历史的时候,经常会遇到一些困难和难以解决的技术性问题。例如张学良在与“哥大”采访小组进行谈话的时候,赵一荻总是喜欢守在旁边,遇到一些敏感性的问题,她还会中途插话或者打断。她经常在旁提示张学良说:“给他们讲讲……”又说:“这个问题不好讲。”
  初时,张之丙小组对赵四的参与持乐观的态度,但是,越进入口述重大历史问题的时候,赵一荻的插话就越多,有时她会在张学良发挥得很好的时候,以干预的语气对张说:“你说得太多了。”又说:“这个问题你根本不能回答。”等等。让张之丙小组感到吃惊的是,由于张学良和夫人之间多年形成的关系,致使他随时都对夫人的暗示或明示,采取言听计从的作法。如此一来,就给正在进行的历史口述带来了新的障碍。
  采访小组把在台湾遇到的情况,及时向美国纽约的“哥大”通报,格里勒博士又将发生在台湾的问题,通告给住在蒙特普里仁特小镇上的韦慕庭。韦慕庭教授来电指示说:张学良、赵一荻唇齿相依的感情是在患难与共中多年形成的。我们的小组必须要面对采访中的这一难点。他又提示说:我们的目的,是要勾勒出将军一生生活的真实图景,对访谈中所听所问和当时的感想,都要做好笔录。不必过多的干涉细节。更不要对赵四小姐的干预作出任何不利于采访的表态。顺其自然,是这次特殊口述历史的首要条件之一。
  张之丙小组遇到的第二个难题是,当采访小组按照“哥大”预先拟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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