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判汉奸梅思平

王晓华

 

汪伪汉奸梅思平(1896—1946),出生于浙江永嘉。中学时代在温州浙江省立第十中学读书,后考入北京大学政治学系。毕业后,梅思平先到上海商务印书馆做编辑,因为不满足现状,便想尽办法削尖脑袋进入官场。他先到南京中央大学、中央政治学校做了几年教授,后加入国民党“CC”系,从此步入官场。

七七事变后,梅思平任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内政专门委员,对于“焦土抗战”的积极呼声,私下很不以为然,悲观地认为,以中国的国力,抵抗必败。当时,周佛海位于南京西流湾家中的花坛下有个防空洞,淞沪会战爆发时,一些与周佛海有关系的人便常来此地躲避日机空袭,由此逐渐形成了散布对日投降言论的“低调俱乐部”。梅思平住进周佛海家中,与高宗武、陶希圣、罗君强等一伙人,共同成为周佛海身边主张中日和谈的核心成员。

1938年春,梅思平以中央驻港特派员的身份去香港,任国际专门研究所委员,主编《国际丛书》,实际是搞对日情报工作。6月下旬,梅思平回汉口领经费时见到周佛海,告诉他一个绝密消息:“高宗武奉命去香港与东京方面的负责人接上了关系,老头子(蒋介石)很高兴,批了经费,叫他相机行事,但没有具体指示。听说还要到香港去。”

高宗武(1905—1994),浙江乐清人。早年留学日本。九一八事变后,在国民政府外交部背景的《外交评论》刊物上,一口气发表了14篇关于日本方面的文章,号称“日本通”。1932年11月,蒋介石决定设立国防设计委员会,聘请社会著名人士出任专员。高宗武以日本问题专家的身份被延聘为国防设计委员会专员,一举跻身于名流之列。1934年,29岁的高宗武进入外交部,担任亚洲司司长的职务,专门从事对日外交工作,是当时国民政府里最年轻的高级外交官员。他深得蒋介石的器重,也为时任行政院长汪精卫所青睐。

全面抗战爆发后,高宗武接受蒋介石交待的特殊任务,在香港负责对日情报工作,并与日方人员私下接触,试图找到解决中日战争的途径,每月有八千元特批经费。

得知这个消息,一心对日主和的周佛海即请梅思平邀高宗武来详谈。周与高见面后,才知道这已是高宗武第二次由香港回汉口。高宗武担心自己掌握不了谈判的尺度,若搞砸了就会惹出大麻烦,于是反请周佛海帮自己出主意。最终,高、周约定:高宗武去香港“相机行事”,由周佛海作为中间人,将高在香港的活动情况向蒋介石汇报请示。

1938年7月2日,高宗武乘日本“皇后”号客轮秘密前往东京,与日本陆相板垣征四郎、参谋本部次长多田骏、海相米内光正、参谋本部中国班班长今井武夫、议员犬养健等分别会谈。在探悉近卫内阁所谓对华“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三原则后,他返回香港,并派人将会谈纪要、个人观感写成报告交周佛海,让周转呈蒋介石。

此时,汪精卫已出任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国民党副总裁,在国民政府中的地位仅次于蒋介石。对于时局,他认为中国不可能打赢这场战争,主张以“和平运动”对日“亲善”。

此前,全面抗战爆发时,周佛海与汪精卫便已有所接触。此刻看到报告,他面见汪精卫,汇报说:本来要拿此报告给蒋看的,但因为其中有写着日本是希望汪先生出马的字句,假如您对此字句认为不大好,不妨把此汪先生的字抹去为妙。

看到日方希望自己出马“主持和平”,汪精卫虽感到吃惊,但心里很高兴。不过,汪精卫此时还未下定决心撇开蒋介石与日本单独接洽。他仍想促蒋同意与日谋和,并借此次日方让他出来“主持和平”的愿望来压一下蒋介石,便对周佛海说:“这是没关系的,将报告原样交给蒋先生。我单独对日言和,是不可能的事,我决不瞒过蒋先生。”

于是,周佛海便请陈布雷将报告转呈蒋介石。不料,蒋介石看后大怒,大骂高宗武荒唐、胆大妄为,并停发了高宗武每月八千元的经费。

恐惧之下,高宗武声称自己因肺病吐血而住进香港医院。得知了日方的表态,汪精卫便下定决心自行其是。他与周佛海商量:既然高宗武害怕了,不如派梅思平前去,代替高宗武与日方谈判。

1938年8月29日,梅思平在香港酒家首次与日方代表松本重治秘密会面。其后连续五次会谈皆变换地点,以求隐蔽,防止消息外泄。

首次会谈,双方都是有备而来。松本表示,他所提出的各项基础条件,特别是有关日本撤兵的条款,并非他个人的主张,而是事先已与首相近卫文、影佐祯昭等人商讨、归纳出来的。而梅思平所谈各项意见,同样事先依照汪精卫的旨意,经与周佛海等密商确定。此次会谈为日后双方的正式谈判勾勒出清晰的框架,启动了日、汪秘密勾结的进程。

1938年10月22日,梅思平从香港返回重庆。周佛海等人决定施行“以汪代蒋”计划;并向汪精卫汇报了香港商谈的结果。

梅思平带回的信息让汪精卫感到振奋。彼时,武汉会战失败,武汉即将陷落。汪精卫对抗战前途益感绝望,降日之意更为坚决。经与周佛海、梅思平等密谋后,他决定以梅思平、高宗武为谈判代表,正式开始与日方交涉。

梅思平受汪精卫之命,携带汪与周佛海等人议定的“和平方案”,于11月9日返回香港,与高宗武会合。为避人耳目,梅、高二人分别乘坐法国“道尔曼号”和意大利“戈善特亚号”轮船,先后于11月12日和13日到达上海。

经日本方面的精心安排,日、汪之间正式会谈的地点选择在“重光堂”—上海虹口公园附近一幢偏僻的西式二层楼住宅,这里曾经是日本特务机关在上海的所在地,周围树木森森,环境甚为幽静,附近又驻有日军部队,很适合日、汪双方代表进行密谈。

梅思平、高宗武在“重光堂”立即与今井武夫等举行预备会议。双方的会谈从11月12日晚上开始,一直延续到14日晚上。

由于预备会议已就重大问题达成一致意见,所以正式会谈反而进行得比较简单,仅对协议文本的词句进行了简单的修改。1938年11月20日晚上7点钟,影佐祯昭、今井武夫代表日本方面,与梅思平、高宗武共同正式在《日华协议记录》《日华协议记录谅解事项》上签字盖章。同时还达成了一项《日华秘密协议记录》。

11月21日,影佐祯昭与今井武夫飞回东京,向陆军省部的首脑汇报谈判内容。11月22日,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带着影佐祯昭和今井武夫两人前往首相官邸,向首相近卫文及其他内阁成员直接报告,并征求意见。日本内阁同意军方的意见,同时又商定,把《日华秘密协议记录》的基本精神作为近卫文第三次对华声明的具体内容。今井等人在协议方案得到政府批准后,立即于11月26日返回上海,焦急地等待汪精卫方面反馈消息。

梅思平于“重光堂会谈”结束后当即去香港,11月25日又从香港乘飞机出发去重庆,为防止途中发生意外,梅思平把双方达成的秘密条约缝在西装马甲里面。汪精卫接到这个文件后,认为必须高度保密,绝对不能外泄。汪精卫的妻子陈璧君害怕文件放在上清寺汪公馆里不安全,特地把它装进一只小皮箱,亲自上了锁,由内侄陈春圃陪同,送到重庆郊外南渝中学教职员单人宿舍、自己胞妹陈淑君的房间内。当时只说暂时寄存,随时要取回,不说里面放了什么东西。当天晚上,陈壁君还是睡不着,第二天又亲自去把这个小皮箱取回来,并告诉陈春圃说:“这张‘密约’昨夜在淑君家过了一夜,我怕万一泄露会被搜查,今天取回来索性把它烧掉,省得提心吊胆。”可见陈璧君等卖国贼异常心虚,其忐忑不安已经达到了极点。

梅思平带回了日汪“密约”和近卫文第三次声明的草稿。对于汪精卫集团,这已是最后下决心的关键时刻。汪精卫虽热衷于对日谋和,不惜叛离抗日阵营,但对于承认“满洲国”、承认日本在华驻军、“内蒙地区作为防共的特殊地域”等诸多如此苛刻的亡华、灭华条款,开始心生恐惧。他在11月26日上午批阅“密约”,下午即对周佛海、梅思平表示,“对过去决定一概推翻,与日方还须重新商量”。11月27日下午,周佛海、梅思平又去汪公馆,与汪精卫及陈璧君商议可否承认协议及照此行动时,汪精卫表示拒绝。据周佛海日记记载,“汪先生忽变态度,提出问题甚多”。

面对汪精卫的矛盾心态,梅思平感到焦虑,而老道的周佛海却以退为进,对汪精卫说:“前议作罢,一切谈判告一结束,立即散伙,我回去向蒋先生承认错误。”汪精卫随即改变态度,说“部分条款可以同意,其余(即太露骨的部分)留待将来再商”。

11月29日下午,汪精卫在家设宴为梅思平赴港饯行。宴后汪送梅到客厅门口时,陈璧君厉声对汪精卫说:“梅先生明天要走了,这次你要打定主意,不可反悔!” 陈璧君生性虚荣,为人尖刻,但做事果决。“怕老婆”早已是汪精卫在国民党内公开的秘密。因畏惧老婆的强势,汪精卫连连点头说:“决定了,决定了!”

12月1日,梅思平踌躇满志地到达香港,答复日本代表今井武夫:“一、汪兆铭承认了上海重光堂会谈的日华协议记录。二、汪兆铭预定12月8日从重庆出发,经过成都,于12月10日到达昆明。此时由于有特别保守秘密的必要,汪方希望日本内阁在12月12日左右发表对华第三次声明。三、汪兆铭在昆明或香港中之任何一地宣布下野。”

由于蒋介石突然返回重庆,汪精卫误以为事情泄露,在12月8日没敢行动,一直等到18日,汪精卫、陈璧君等十多人才逃出重庆,经昆明去了河内。12月22日,日本近卫首相举行记者招待会,发表诱降声明。陈公博、周佛海、陶希圣三人带着汪精卫起草的响应近卫声明的电文稿,到香港找梅思平、林柏生,一同签名负责,交由林柏生主持的《南华日报》刊登。这就是臭名昭著的“艳电”(12月29日)。

1939年3月21日,汪精卫在河内遇刺,但幸免一死。这使汪派人物均受到很大惊吓。国民党中央还明令通缉汪精卫、周佛海、梅思平等人,并开除他们的党籍,撤销他们的职务。对此,梅思平不禁心惊胆颤。1939年4月下旬,梅思平与周佛海抵达上海。5月下旬,汪精卫从河内到达上海。汪精卫在会面时安慰梅思平,说:“你赞成我的主张,只顾努力做去,不必徘徊。”梅思平则趁机提出,今后要冒最大危险来致力“和平”,生命已置之度外,可是老婆、孩子要有个妥善安排才好。汪精卫只好给每个“积极分子”各发5万元港币作为安家费。梅思平也因其“先锋”作用,与汪精卫、陈公博、周佛海等八人共同组成了“最高委员会”。

这期间,梅思平跟随汪精卫赴日本谈判,回来后即着手召开伪“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成立了伪中央,并打着“法统”旗号搭建傀儡班子,名正言顺地搞伪政府。可是国民党党章规定,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法定代表数额最低限须300人以上,如凑不足人数即为非法。梅思平以过去在国民党“CC”系中的老关系,以及由周佛海、丁默、褚民谊等竭力七拼八凑,也只勉强凑到240人,后来再由汪精卫增补100人。一时间,各类虾兵蟹将、闲杂人等都来凑数,身为伪六大秘书长的梅思平,与丁默趁机网罗亲信,扩充私人势力。

梅思平在周佛海的支持下,成为伪中央组织部长,又以“行政研究会”名义,弄来一批无行文人和失意政客撑门面。一时间,他呼风唤雨,弄权汪伪,得意忘形。

 

 

1939年12月15日,温州《浙瓯日报》的《展望》专版于显著位置,刊出了梅思平和前妻马志芸所生、13岁的女儿梅爱文的“讲演稿”。题目为《我不愿做汉奸的女儿,我要打倒我的爸爸》:

……我也是梅思平真正的女儿,但是我不愿做汉奸的儿女。踏着他臭污了的道路,而走入坟墓。而相反地,我更爱我的祖国,更爱我的同胞,更爱为自由而死!更为正义而牺牲的战士……

今天,我要公开宣布脱离父女关系,我要公开宣布我父亲梅思平的汉奸罪状,我要打倒我的爸爸,我要消灭我的爸爸,这样才能抑平我的愤怒,才能洗刷去我的耻辱……

梅爱文1926年生于上海爱文义路(今北京西路),即以路名唤作“爱文”。生下爱文仅7天,马志芸因染猩红热病离开人世。于是,梅思平把梅爱文送到温州,由舅舅马骅抚养。爱文在舅舅家长大,并在温州上学接受教育。1939年,当报界披露梅思平的汉奸面目时,梅爱文已是中学一年级学生。她为父亲的卖国行径深感气愤和羞愧,于是在舅舅马骅的帮助下,草拟了一份大义灭亲的宣言。宣言被印了千余份,除在温州城内广泛散发外,还分寄全国各大报社、杂志社、通讯社以及各机关、团体、学校。各地报纸、刊物纷纷全文转载。不少读者给梅爱文寄来热情洋溢的信,对她的爱国行为表示赞扬和支持。彼时,日本侵略中国和汉奸的卖国行为,早已激起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慨。现在,就连汉奸梅思平的亲生女儿都公开登报声明,与其脱离父女关系,坚决反对投降,坚持抗战到底!

然而,梅思平并未因此幡然醒悟、感到羞愧而止步于前,相反,为了一己私利,为了能在汪伪政权中获得更大的权利与地位,他紧紧追随汪精卫、周佛海,在叛国投敌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汪精卫将人事安排权全交给了周佛海与梅思平。为进一步控制伪府人事,1940年底,周佛海与梅思平在上海极司菲尔路76号内开宴,组成12人小集团,以梅思平为顾问,明确今后“政府重要人选安排,先要通过我们,才许呈请汪主席任命”。对此,周佛海得意洋洋地在日记中写道:“与(梅)思平各院部院长、部长人选……中央政府即于十分钟之内在余笔下产生矣。”

梅思平1941年2月起兼任伪浙江省主席。期间,他参与了与日本政府的15次正式会谈,签订《中日基本关系条约》。《条约》规定:在“两国共同防共”的口号下,将日本侵略军对我华北和内蒙地区的侵占合法化、永久化;在“确保两国共同利益”的口号下,规定日本船舰可自由出入和停泊我国的任何港湾和水域;在“经济提携”的口号下,规定日本可任意开发“华北及蒙疆之特定资源”;筹划开发厦门和海南岛的特定资源,特别是国防方面的特别资源。在卖国求荣方面,梅思平的确罪行累累。

汪伪政府成立后,周佛海决定将伪实业部一分为二,成为伪工商部和伪农矿部。梅思平担任了伪工商部长。后来,伪工商部和伪农矿部两部合并,梅思平成为伪实业部长,权力更大了。他想以实业部名义,发行三千万公债,成立伪农业银行,但这与周佛海的伪中储行产生了利益冲突,遭到周佛海的反对。因此,梅思平对周佛海心存不满,便爆出了中储行重要人物受贿的大料,让周佛海感到很难堪。当时汪伪政府的产米区控制在日方手中,经过交涉,日军交还芜湖、苏北两个产米区。伪政府设立粮食委员会后,梅思平兼任粮食委员会委员长,把粮食大权抓在自己手里,所有民众粮食皆由委员会配给。这里面油水太大,自然引起伪政府内各政治派别的眼红。

周佛海、梅思平及丁默、罗君强等实力派权势膨胀,既在内政外交等方面大权独揽,又在财政经济等领域扼住了汪伪政府的经济命脉,这引起以陈璧君为首的“公馆派”强烈不满。“公馆派”主要成员是陈公博、褚民谊、林伯生、陈璧君的兄弟子侄等。双方围绕权力和利益,在各领域开始展开激烈的明争暗斗。

梅思平在汪伪集团中,靠的是周佛海,可是他为人自视极高而又多疑猜忌。尤令周佛海不能容忍的是,梅思平羽翼日渐丰满之后,居然不那么听话、贴心、顺从了,甚至有“独树一帜”的迹象。这样,梅思平自然再也得不到周佛海的关照。失去周佛海这把保护伞,梅思平在汪伪官场中便不太好混。“公馆派”屡屡借口梅思平的“手下”营私舞弊、中饱私囊,借以打击他。因此,梅思平在伪实业部长任上便屡次与“公馆派”发生严重冲突。长此以往,梅思平被搞得狼狈不堪。处境困难,他便以退为进,向汪精卫提出辞职。因汪精卫还要依靠周佛海、梅思平等实力派维持伪政权摇摇欲坠的统治,并不敢真得罪他们,便放下身段,特意写信挽留。后来梅思平被免去伪实业部长一职,1942年9月调任伪内政部长。

为了捞些新的油水,梅思平自兼“禁烟总监”一职,每月接受专卖鸦片的宏济堂所送来的大笔“津贴”,引发陈公博等人眼红。他们在1944年下半年下令改组伪禁烟总局,撤了梅思平的“禁烟总监”之职,断了他的一大财路。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月16日,伪政府开会商议解散。陈公博等人逃离。梅思平焦虑万分。有人建议他,为求得到最好的头功,应该出来维持南京的局面,下令伪军部队和全市警察维持治安。

于是,梅思平便以伪“内政部长”身份,纠合几位伪部长为帮手,一边积极配合重庆国民政府,分往龙潭、栖霞、秣陵关及南京市郊各处布置兵力,借以“防杜新四军之围袭首都”,一边连连发报给重庆的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奉献“接收首都及附近之方案”。没几天,国民党军驻南京总司令部前进指挥所主任冷欣和江苏省主席王懋功等,相继飞临南京,先后“有请”梅思平去了解情况,进行对接。梅思平被聘为国民党军驻南京总司令部前进指挥所的高级参议。如此,梅思平便觉得自己这步棋走对了,复又忙忙碌碌,尾巴翘上天。但是这种局面也没维持多久。1945年9月25日这一天,梅思平将汪伪政府的一切档案、文件、物品,分门别类,移交给前来接手的国民党中央各部代表。他对重庆方面前来接收的大员说:我们对伪外交部有关“中日密约”“收回租界” 等档案保存完好。接受大员拍着他肩头,表示十分满意,梅思平受宠若惊。在当晚的私邸聚会上,梅思平得意洋洋地对在他家打探消息的汉奸们说:“经过在座的努力,南京城平稳移交中央。现在看来,中央大概没有什么太为难我们的事情了。”现场甚至还有异想天开者,说:“搞不好政府还会对我等重新甄别录用哩。”谁知第二天凌晨,梅思平正做着好梦,突闻破门之声。尚未从朦胧中醒来,他就已成了军统局生擒的囚犯。

 

 

梅思平被押解到宁海路25号军统临时看守所。不久,便与从日本引渡回国的陈公博共寝一室。1945年12月上旬,梅思平等被带到军统局南京办事处提审。梅思平根据所提问题,回到囚室,写出了《和平运动始末记》这篇自白书,并附上种种材料作为例证。前前后后,足足弄出2万多字。梅思平的这篇自白书避重就轻,为自己的卖国行为进行狡辩。

1946年4月中下旬,梅思平又连续数次被提去审讯,须针对首都高等检察官所提问题进行供述。当被问及最关键的一条—“你对于反抗本国这一层,你可以承认吗”时,梅思平狡辩称:我们不但没有反抗本国,并且是协助抗战、救济沦陷区的民众。详细情形请查本人在军统局所呈的自白书。他还补充说,自己一是协助抗战,二是维持南京地面治安,三是保留了汪伪档案。如果有反抗本国的意思,自己就绝对不会做这些的。

1946年5月1日,中央警官学校专门派员来给梅思平打指纹卡。梅思平自觉前景黯淡。

5月3日上午,首都高等法院第一庭公审“民国三十五年度特字第一号汉奸案”开庭。9时整,法庭内外,人山人海,因无旁听证而露天站立在外的听众达3000余人。梅思平站在被告席前,听了起诉书后,便拿出事先准备好的“辩诉书”,极其嚣张地为自己狡辩,拒不认罪。

1946年5月9日上午,法庭公开宣判。审判长宣读《民国三十五年度特字第一号首都高等法院刑事判决书》,主文:“梅思平共同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处死刑,褫夺公权终身,全部财产除酌留家属必需生活费外没收。”梅思平成为第一个在南京被判处死刑的大汉奸!

然而,梅思平并不甘心受死。他一面申请复判,一面授意妻子王绶卿赶紧收集对自己有利的证据呈送法院。梅思平特意请他的胞弟梅仲协,专程赶往庐山,求援于国民党元老李济深。梅仲协比梅思平小两岁,法国巴黎大学法学硕士,曾任中央政治学校法律学系主任,抗战期间任重庆东吴大学教授,是著名民法学大家。

李济深见了梅仲协之后,答应在会晤蒋介石时乘机替他求情免死,并请梅仲协暂留几天,等候消息。李济深见了蒋介石,请求网开一面,赦免梅思平死刑,当即被蒋介石严词拒绝。梅仲协黯然返京,通知梅思平,要有最后的准备。

7月10日,梅思平提出了申请再审书,厚颜无耻地提出再审理由如下:

一是维持京畿治安与秩序。即南京伪政府解散之时,人心恐慌,已达极点……且新四军即在四郊,中华门一带已有便衣出没,中央部队一时无法到达,被告认为首都重要地位和人民生命财产亟须保护;而且蒋委员长已有广播“着原就各职,维护治安”。明知险象环生,决定留京负责到底未敢擅离,冒险负责到底。一直等到中央来人接受。对这些,冷欣、王懋功、任援道等人都可以证明。

二是协助中央接收。他与伪教育部长李圣五等人保管了各机关公物及档案。而且侍从室也来电让其努力维持。而且冷欣也再三嘱为负责维持。

梅思平为此还搬出了军委会委员长侍从室来电和冷欣的亲自笔录为证据。

三是维持公用事业。日本人投降,伪府解散,京沪停电、停水、停火车、工人停薪水,是经过被告“努力”方才正常,而“当时本人无权无势,以个人最大努力维持现状,其痛苦诚非局外人所得体会者”。

四是有利人民之行为。被告在伪工商部长任内,南京出现粮荒,粮贩子抬高粮价,曾从上海运来洋米三千三百吨,平价卖给老百姓;并限制日军采办军米,救济百姓,并以种种方法破坏日军的统制物资;此外还解散贩卖鸦片的宏济堂,禁烟禁毒。

五是协助抗战工作。即协助和掩护许耀洲抗战之事。

此外,梅思平拿出了时任山东省主席何思源为他求情的电文:

查梅思平在抗战期间,掩护本省派往京沪人员颇为出力。在三十一年(1942)一月间,思源家眷在津被敌人逮捕,押至惠民要挟时,梅曾尽力营救。敝眷脱险,与有力焉,特此证明,敬希察照为荷。

原来,1924年秋,何思源到法国巴黎大学留学,学习经济,期间结识了当时同样在巴黎大学读书的法国姑娘何宜文,后来两人相爱。1928年3月何宜文追随何思源来到中国,两人结婚,她也加入了中国国籍。

抗战前,何思源任山东省教育厅长。抗战爆发后,山东省主席韩复榘放弃济南,致使山东省沦陷;而教育厅长何思源选择留在鲁北地区坚持抗日,没有条件把何宜文母子送往大后方或香港等地,便带在身边。由于行军打仗,着实不方便,于是派人将家属送往天津租界居住,当时何思源夫妇共有四个孩子,两男两女,最大的男孩仅8岁,最小的女儿才2岁。1941年初,何宜文母子到天津后住进了英租界。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乘机占领了天津英租界。何宜文为了安全,搬进了意大利租界。此事却被何思源原来的一个属下、后沦为汉奸的人告密,天津日军宪兵队查到了何宜文母子在天津意大利租界的确切地址,并于12月30日将他们抓走,随即逼迫何思源投降。

日军找何思源谈条件:如果投降,南京汪伪政府的部长和山东伪省长任其选择,否则,就将其家属全部杀死。他们甚至还说,要派日军包围何思源驻地,把何宜文母子置于日军之前,何思源如果抵抗,将先打死他的妻子儿女。

何思源便托时在重庆私立东吴大学法学院任教的梅仲协教授,找其兄梅思平进行帮忙,梅思平向冈村宁次说情,要求释放何宜文母子,在多方因素考虑下,冈村宁次终于同意释放人质;梅思平又托伪军将领吴化文将何宜文及子女送到何思源的防地。当时在山东惠民负责看守何宜文母子的伪军头目属于吴化文部下,后于 1942年1月26日之前把何思源家属安全送回天津。1944年12月何思源任山东省政府主席。1945年5月,当选为国民党第六届中央监察委员。1946年10月调任北平市市长。

其实,救人之事与梅思平关联不大。何思源另行采取了以下措施:(一)电告重庆,要求中央政府对意大利提出严重交涉;重庆国民党政府令外交部长王宠惠,通过外交途径向意大利当局提出交涉。(二)命令部属将鲁北地区进行传教的意大利传教士70多人全部软禁起来。(三)何思源写信给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指斥日军不顾国际公法,在战争中以妇女、儿童为人质的暴行。并向他们严正声明,意大利租界当局参与了这一暴行,若不正当解决,他将采取严厉的报复措施,日军杀他1名亲属,他就杀死10名意大利人进行报复,一切后果由意大利政府负责。

意大利方面也颇为着急。因为此前,曾有意大利传教士4人在鲁北被游击队扣留,天津意大利教会托何宜文营救才得以释放,现在意大利租界当局竟伙同日军逮捕了何宜文母子,在鲁北传教的意大利教士和修女70多人又被何思源扣押,因此教会方面对租界当局特别不满,积极主张和平解决。为此,意大利驻汪伪大使曾专门找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进行商谈,由于日本和意大利同属轴心国,冈村宁次当然不愿也不敢因为这件事惹恼意大利,便承诺一定会保证何宜文母子的安全,并在适当时候全部释放。

梅思平却将这件事的功劳统统揽到自己头上,请何思源发了电报加以证明。

首都高院接到梅思平“申请再审”状,没两天就“予以驳回”。梅思平立即向最高法院提出抗告,7月底又交了一份“补陈抗告理由状”,不仅说法庭的审判“显然与蒋主席之意旨相背谬”,而且干脆说自己几十年为国为民的“卓著勋劳, 其功亦不在追随国父革命者之下”云云。

此外,梅思平还找了第十战区的高级参谋许耀州出面,给蒋介石写了一封证明梅思平协助抗战的信。

像梅思平这样一而再、再而三地死皮赖脸不服罪的汉奸,的确相当少见。梅思平作为投敌先锋、汪伪巨奸的事实,并不能由于他在审判中采取“以攻为守”的策略而丝毫得以被改变。1946年8月26日,最高法院刑事第二庭“三十五年度特抗字第十三号”作出裁定:“抗告驳回”。梅思平看到最高法院又不能解决问题, 赶紧让老婆王绶卿在8月30日再到首都高等法院递交了一份“再审申请状”,请求“准予开始再审,废弃原定判决”。首都高院对此拒绝受理。

此时,梅思平意识到生的希望已不大。每当家人来探监,他总是让家人带些酒进来,以便让自己可以天天靠酒精的麻醉,方能“颓然就枕”。哪一天断了酒,或不足量,不能使他处于醺死状态,哪一个晚上就难以入眠。

就在这种醺生醉死的境况下,梅思平捱到1946年9月14日。凌晨,梅思平还在半醉之中,首都地方法院检察官接到死刑执行令,来到老虎桥监狱。7点不到,检察官就让典狱长将梅思平从监中提出。只见他揉着醉眼,被法警推着来到临时刑场。俟问过姓名、年龄、籍贯、职业等,检察官告之:“经奉最高法院检察署转奉司法行政部令准执行,今天将你提案执行死刑。还有什么事对家中说的?”

梅思平拿出三个信封,说是早已预备好的三份遗嘱:一份呈蒋委员长,一份给谢冠生部长,一份给家属。之后,梅思平向监狱大院的东北墙角走去。尚未到墙根,法警抬起手中的驳壳枪,对着梅思平的后脑勺扣动了扳机。随着枪响,梅思平应声倒在地上。他成为在南京被枪毙的第一个大汉奸!

梅思平的下场响亮地证明,出卖国家和民族利益,绝对不会有好下场!

(责任编辑 刘曾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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