闽西苏区的军需工业

邱明

闽西苏区是中央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国民党反动派为消灭苏维埃政权,对苏区进行了多次“围剿”与严酷的经济封锁。苏区的军民为了生存、发展,打破敌人的“围剿”,迫切需要建立修理制造军械、弹药,缝制军服,制造药品和卫生材料等一系列苏区军需工业。

1930年3月24日,闽西工农兵第一次代表大会《关于军事问题决议案》要求:“闽西政府办修械厂、子弹厂,以增加武器。”同年5月,中共闽西特委决定筹建闽西兵工厂。此外,苏维埃政府积极组织工人群众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克服困难,发展生产,没有枪支弹药就自办兵工厂,没有军衣被服就自办织布、被服、弹棉厂,没有炸药就自办土硝厂……这样,闽西苏区军需工业迅速建立发展起来,其中发展最多最快的当属小型兵工厂,龙岩湖洋、江山山塘、上杭才溪、白砂、蛟洋,永定虎岗、宁化曹坊、长汀四都、南阳,武平上峰、亭头等地均先后建起了兵工厂。

闽西红军领导人郭滴人长期在龙岩江山乡山塘村工作、活动。1927年南昌起义,党中央下达武装斗争的指示后,邓子恢、郭滴人积极筹划武装暴动,为解决枪弹问题谋划筹办兵工厂。郭滴人委派廖秀考去上杭蛟洋,请来广东的刘益和等五位枪械师傅至山塘村,在此创办了共产党领导的闽西最早的乡村红色兵工厂。师傅们用收购来的废铜铁,制造出第一批17支单响土造枪。随后,又制造了仿汉阳造步枪,以及手榴弹、子弹等。1929年2月,龙岩全县总暴动,山塘兵工厂用这些土枪土炮和子弹武装了农民赤卫队。这座位于深山的红色兵工厂,曾先后经历了国民党反动派的三次飞机轰炸、三次火烧。如今,在龙岩博物馆旧馆内,还收藏有当年山塘兵工厂生产的九接龙土炮、土步枪和一枚未曾爆炸的炸弹。

山塘兵工厂原址为廖氏宗祠务本堂,为明末清初四合院土木建筑,占地近千平方米,中间是主院,共有5个厅、11个房间。1929年5月22日,毛泽东、朱德在小池赞生店驻地听取郭滴人汇报,决定红军攻打龙岩城,商议了红军与暴动队伍筹措武器弹药问题,肯定了办山塘兵工厂的做法。次日凌晨,由郭滴人带路,朱德骑马率队经过山塘。朱德查看了山塘兵工厂,他兴致勃勃地用杉树皮在务本堂围墙书写下“我们一定要革命到底”的红色标语。

打下龙岩城后,毛泽东、朱德十分重视农民赤卫队的成长,指示军需处调拨一百多支步枪给龙岩地方武装,并把战斗中破损的一批枪支送到山塘兵工厂进行维修。

闽西苏区的兵工厂通常以几个农村打铁为生的铁匠白手起家,设备简单,只有几把铁锤、火钳和打铁用的手拉风箱。经过艰苦创建,兵工厂初具规模,开始修理土枪土炮,制造单响枪,到后来能够修理机枪、步枪,还建立了熬制土硝的场所,翻造子弹、手榴弹。这些兵工厂虽然小,却修理、制造了大量武器弹药。

有关史料指出:“中央苏区的另一个重要地区闽西,从1928年春开始,也相继成立了很多兵器修械小组,发展到1931年时,大部分联合组成了闽西兵工厂。”

1930年8月,闽西特委决定在龙岩湖洋建立闽西红军兵工厂后,山塘等地的小兵工厂迁进、并入闽西红军兵工厂,同年12月又迁往永定虎岗,改称为闽粤赣军区兵工厂。地方和部队领导非常关心兵工厂,为感谢兵工厂工人师傅的辛勤劳动,每次战斗获胜后都派人传递捷报,送去慰劳品。闽西总工会还将一批军帽送给兵工厂的工人,以作勉励。1931年夏,闽粤赣军区兵工厂迁往长汀县四都乡,年末改为“福建军区兵工厂”。工厂有140多名工人,1台旧式机床,1台制子弹壳的机器,主要制造子弹、三刃刺刀、枪托、毛瑟枪、手榴弹、地雷等。1932年又由汀州迁往瑞金,1933年初和官田修械厂合并成立中央兵工厂。中央兵工厂是当时红军规模最大的兵工厂。根据中央兵工厂第一任厂长吴汉杰同志生前所写的回忆录记载,该厂在官田时,修配了步枪4万多支、迫击炮100多门、山炮两门、机关枪2000多挺,翻造子弹40多万发,制造手榴弹6万多枚、地雷5000多个。苏区兵工厂生产的弹药、修配的枪支在革命战争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1933年10月,中央军委为了集中力量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进攻,相继把各地的兵工厂迁往瑞金的江面村,并预先在那里盖起了新厂房。各地兵工厂迁来后,组成了一个规模更大的中央红军兵工厂。1932年4月,红一军团攻下了武平县钟绍奎军的巢穴岩前乡,缴获了敌人兵工厂和造币厂的机器设备。4月20日,红军又攻克福建的重镇漳州,缴获了国民党反动派军卢兴邦和张贞的修械厂的两部机床、一个30马力的发电机、一批汽油和其他一些修械材料。加上从官田和银坑等地搬来的机器与沙县缴来的机器,共有30余台。兵工厂的设备大大改善,生产技术也得到很大提高。

1929年红四军消灭长汀军阀郭凤鸣后,没收了郭部的被服厂,建立了红军被服厂。3月20日,毛泽东在辛耕别墅主持召开了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决定对红四军进行整编,将团的建制改为纵队建制,成立了三个纵队。红四军前委考虑到红四军自创建以来,军装各式各样,相当破旧,急需更换,决定利用筹来的钱款赶制4000套军服,每个指战员发一套。长汀秘密工会协助红四军后勤供给部购置布匹。当时商店没有灰布,后勤供给部就与染布坊联系,帮助把布匹统一染成灰蓝色,在南门街郑屋成立了红军临时被服厂(后发展成为中华苏维埃被服厂)。由于时间紧,军装数量多,工人少,机器不够用,便将个体分散的裁缝工人也招募进厂,日夜加班赶制。

新军服的样式是由毛泽东、朱德、陈毅亲自审定的,灰蓝色、棉布质,上衣为中山装式,两个上贴袋,领口缀红领章;裤子为普通样式,配绑腿;军帽为八角形,缀红五星帽徽。陈毅同志对军服的颜色作了说明:“灰蓝色代表天空、海洋、青黛的群山和辽阔的大地。”

红四军战士穿上新军装,士气大增,在南寨广场举行盛大的阅兵典礼,以整齐威武的军容,接受朱德、陈毅等领导检阅。这也是红军首次在一个军的范围内有了统一的服装。

被服厂最初建立时仅60余人,到1933年已经成为了拥有300多人的大厂。朱德对被服厂有极为深刻的印象,他曾对来延安采访的美国记者史沫特莱深情回忆道:最重要的还是那家拥有新式缝纫机的工厂。同兵工厂一样,这家工厂也属于郭凤鸣的,专给他的部队做军装。工厂里的工人每天要工作12小时,现在则组织了工会,建立起两班制的制度,每班8小时,给红军做军服。

朱德在提到这批缝纫机时,曾亲切地说:这批机器对我们非常重要,因为在那以前,我们身上的全部衣服都是用缝的,可是我们现在终于有了第一批正规的红军军装。新军装的颜色是灰蓝色的,每一套有副裹腿和一顶有红星的军帽。它没有外国军装那么漂亮,但对于我们来说,可真是奇好无比了。

红军被服厂主要生产军衣、军帽、绑腿、被单、子弹带、干粮带等。除了被服厂,苏区还相应建立了汀州弹棉厂、中华织布厂。中华织布厂有工人400多人,织布机、手摇纺纱机100多台,生产格子布、柳条布、雪花布、灰斜布、白布、蚊帐布,月产约18000多匹布以及大量的医疗纱布、药棉等以保证红军作战之急需。

红军斗笠厂也是苏区十分重要的军需企业。由于红军缺乏雨具,斗笠成了红军行军作战必备装备,斗笠易损,部队需求量极大。红军斗笠厂初创时仅30余人,后发展到200多人,月产斗笠最高达2万多顶。1934年仅生产9个月,产量超过29万顶,确保红军指战员和苏区干部人手一顶,满足了前线指战员的需要。

毛泽东对红军斗笠厂的工作相当重视,亲自到斗笠厂召开座谈会,调查工人的生产情况。他指示工人想办法多生产斗笠,还拿起斗笠试着戴了戴,稍后,他凝思了一会儿问道:这尖顶夹边斗笠,能不能改为休息时能当坐垫,热时候能够扇风,且背着不磨破衣服的斗笠呀?根据毛泽东改进斗笠式样的意见,工人师傅们群策群力将斗笠设计为平顶,改竹叶原料为油纸原料,斗笠面上还刷上桐油并印上“工农红军”四个大字。改进后的斗笠精巧美观、轻便耐用,受到红军指战员的欢迎。

毛泽东夸奖说,这新型的斗笠一是防雨性能更好,二是轻便,容易携带,三是既可防雨,又可遮太阳,还可以当扇子扇凉,四是行军休息时可以垫坐,睡觉时可以当枕头用,改得好啊!

由于前线需要的斗笠数额大,斗笠生产任务重,毛泽东交代陪同前往调查的省政府干部说:“可再招收一部分斗笠工人,今后不要动员斗笠工人当红军,做斗笠支援前线也是一大贡献。”工人们听了非常高兴,更加激发了生产热情。工人们一边干活一边编唱红军斗笠歌:“红军斗笠簸箩圆,毛委员指示改缠边;平顶平沿式样好,支援红军把敌歼。新做斗笠圆叮当,送给毛委员上前方;红军打仗真勇敢,要把白匪一扫光。”

由于当时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封锁,苏区的食盐极度缺乏成为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当时盐价高于肉价十倍,一个光洋能买八斤猪肉却只能买八两盐。苏区军民长期吃不到盐,影响身体,苦不堪言。为了打破敌人的封锁,苏区军民千方百计通过地下交通线运输,工会组织工人利用各种关系到白区设点采购物资,把贵重药品、器材,特别是食盐藏在双层尿桶里,藏在打通的竹竿节里,走崎岖山路辗转绕过岗哨关卡,趁夜摸黑运回苏区。毕竟这样也只能解决一部分困难,苏区主要靠熬制硝盐替代海盐。闽西苏区党和政府发动群众熬制硝盐,受到群众欢迎,广大群众的积极性非常高。硝盐厂在长汀就有6家,有职工60多人,日产硝盐20余斤,缓解了苏区食盐紧缺的大问题。

没有煤油,工人们利用闽西樟树多的特点烧炼樟脑油办起了樟脑厂,满足军需民用。闽西有丰富的铁矿、煤炭资源,在闽西苏区党和政府重视下,各地建立起大大小小的冶炼厂。长汀濯田铁厂就有一百多工人,日产生铁三千余斤。还有南阳铁厂、南堡铁厂、武平的店下铁厂等,生产的铁主要供应兵工厂和农具厂。

1933年2月,福建军区卫生部鉴于战事频繁,伤员增多以及敌人严密封锁、药品奇缺的情况,在长汀四都渔溪廖氏长森公宗祠设立卫生材料厂,人员40余人,以采集中草药为主,生产清凉油、仁丹、八卦丹、济众水、大王粉、消毒棉、消毒纱布等,成为当时重要的药品生产厂。中央卫生部派来制药技术员指导生产,中央苏区卫生部药材局局长唐义贞(陆定一夫人)兼任厂长,唐义贞在极端困难的环境下,领导职工为前线生产合格的消毒棉花、消毒纱布和一大批药品。

闽西有非常丰富的竹木资源,造纸是闽西的一大优势,中央苏区政府大力扶持发展纸业生产,在长汀设立了中华商业公司造纸厂。但闽西的印刷业却非常落后。红军首次入闽时,毛泽东在长汀接见地下党员时,曾勉励大家要办好印刷厂、发挥作用。

为适应省、市苏维埃政府和红军部队宣传、文化、教育工作的需求,汀州市苏维埃政府统一接管两家私营印刷厂,还从龙岩调来一批印刷机器和工人,成立列宁书局。印刷厂主要印制苏区、红四军的布告、传单、文件、单册,马列画像及著作,工农识字课本,中华苏维埃政府财政部发行的各种纸币、公债券等。

毛泽东在长汀曾经对毛铭新印刷所的负责人说:“我们的革命宣传好比是向敌人发射的精神炮弹,印刷所好比是制造这种精神炮弹的兵工厂。”工人们发挥忘我劳动精神,24小时轮班干活,印刷机昼夜不停运转,赶印各种宣传品和文件。

1932年,毛泽民还抽调一批印刷机器和工人从长汀迁往瑞金,支援瑞金红色中央的印刷事业。长汀的闽西列宁书局就设在开创中央苏区印刷业的毛铭新印刷所内。龙岩的东壁斋印书局、长汀的毛铭新印刷所都为中央苏区和红军的宣传、教育、文化事业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先后出版、印刷了《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长岗乡调查》《才溪乡调查》《苏维埃法典》《工农兵三字经选》《共产儿童读本》等书籍350余种。

时任全总苏区中央执行局委员长的刘少奇高度重视关心苏区军需工业。1933年4月、8月,刘少奇曾两次深入汀州市各工厂和手工业合作社调查研究,到中华织布厂、红军被服厂、印刷厂、斗笠厂、弹棉厂、兵工厂、熬盐厂检查指导工作,和工人促膝谈心,使汀州市的军需工业得到迅速发展。

闽西苏区的军需工业在党的领导下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苏区军需工人队伍不断壮大。闽西苏区军需工业的发展体现了闽西苏区工人的聪明才智、艰苦创业的精神和革命斗志,为繁荣苏区经济,保障革命战争胜利,巩固和建设革命根据地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闽西的不少军需工业不仅成为中央苏区的支柱产业,而且由地方主办发展为由中央苏区直接管理。

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重兵“围剿”和中央“左”倾错误领导,第五次反“围剿”失败,1934年10月,中央苏区红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中央苏区的军需工业也经受了严峻的考验。中央苏区兵工厂亦随主力红军转移。1934年10月初,第一批工人随红军出发,共60余人,他们技术好,除了各自的修理工具,另外还带了两部较好的机器(弹药厂和枪炮厂各一部)。11月间,第二批工人出发,共200余人,并把可带走的机器全部带走。留下坏的和没有装好的机器全部埋掉。12月底,第三批工人出发,共300多人。临走时,为了不让工厂被敌人利用,工人们噙着热泪、强忍痛楚将兵工厂的厂房烧毁。至此,中央苏区兵工厂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为了给中央红军的战略大转移作充分准备,福建苏区各地的军需工厂也加紧生产,日夜赶制各种军需用品。1934年10月,红九军团集结汀州进行出发前休整,被服厂工人日夜赶制几千套斜纹布薄棉衣、夹被、鞋子等为红军官兵远征提供物资保障。中央被服厂长汀第三分厂的工人们从红五月“扩红”后天天加班,生产了大批军用被服。其他如宁化被服厂、长汀硝盐厂、长汀铁厂、四都兵工厂等也都夜以继日地加紧生产,以大量的物资支援红军的战略转移。

中央红军长征前夕,长汀县的斗笠厂火速赶制了20万顶斗笠,保证红军长征每人都能戴上一顶新斗笠。让人称奇的是,长征历尽千难万险,有的红军战士竟将这种斗笠一路带到了延安。斯诺的夫人到访延安时,就曾见到警卫战士中有人保存着从江西带来的旧斗笠。不少红军官兵在长征回忆文章中,也常常满怀深情地提到这种具有显著闽西苏区特征的斗笠。

主力红军长征后,闽西苏区军需工业部分随军远征,大部分坚壁清野,小部分与后方留守部队向山区游击转移,斗争环境十分残酷。中央苏区卫生材料厂厂长唐义贞,在战斗中被俘,她因吞咽机密文件,惨遭剖腹、壮烈牺牲,时年25岁。

唐义贞在转移前将刚出生的男孩小定,寄养在当地范其标家里。她把一条毛毯、一个铜盆送给范其标夫妇,用中文、俄文写下湖北武昌老家地址。她说:“等革命胜利了,我们即来联系。如果我未能再来,就说明我已不在人世了,但也要告诉孩子,我是为革命而死的。”直到1980年9月,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陆定一才找到离散40多年的儿子范家定,将其改名为陆范家定。■

(责任编辑 陈晓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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