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炎培与卢作孚的莫逆之交

刘重来

卢作孚是我国著名爱国实业家,民国时期最大、最有影响的民族航运企业—民生实业公司的创办人,被毛泽东赞誉为发展我国民族工业不能忘记的四位实业界人士之一。他主持的以北碚为中心的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运动是民国时期众多乡村建设实验中持续时间最长、成效特别突出的一个。

卢作孚一生结识了不少朋友。他的人品、才干和人格魅力,使很多人愿意与他交往,结为知心朋友。教育家晏阳初在90岁高龄时,仍深深怀念已去世近30年的卢作孚,称“一生奔走东西,相交者可谓不少,但惟有作孚兄是我最敬佩的挚友”。他还常对人说:“生我者父母,知我者作孚。”[1]另一位著名教育家梁漱溟在晚年撰文称“卢作孚是最使我怀念的朋友”,盛赞卢作孚“胸怀高旷,公而忘私,为而不有,庶几乎可比于古之贤哲”[2]。而黄炎培更是卢作孚志同道合的莫逆之交。

黄炎培,著名教育家,我国近代职业教育的倡导者和奠基人,中华职业教育社、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和中国民主建国会的发起人之一。黄炎培和卢作孚二人,年龄相差15岁(黄炎培生于1878年,卢作孚生于1893年),但这并没有成为两人友谊的障碍。1914年,21岁的卢作孚在上海经友人介绍,认识了黄炎培,两人一见如故,开始了长达38年的密切交往,结下了深厚友谊。仅从黄炎培日记中所查,自1930年至1951年底,记录两人交往次数就多达283次。卢作孚的孙子、民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卢晓钟在阅读了《黄炎培日记》后说:“卢作孚是黄炎培一生中交往程度最高,联系最紧密的挚友之一。” [3]

黄炎培不仅是卢作孚的挚友,还是卢作孚走上“教育救国”之路的引领人。黄炎培的实用主义教育、职业教育思想,对卢作孚一生都有很大影响。

 

一、卢作孚“教育救国”之路的

引领人

 

有学者认为,卢作孚的一生跨越了“革命救国”“教育救国”“实业救国”三个阶段。而卢作孚正是在探索救国之路中结识了黄炎培。

卢作孚17岁就加入了革命团体同盟会,并积极参加四川保路运动和辛亥革命。虽然辛亥革命推翻了腐败的清王朝,但中国仍处在政治黑暗、社会动荡、国弱民穷之中。严酷的现实使卢作孚迷惘、困惑。为此,1914年,21岁的卢作孚来到当时中国经济文化发达、思想活跃、人才荟萃、信息灵通且与外国联系最密切的上海,寻求救国真理。

卢作孚来到上海后,常到商务印书馆看书,认识了商务印书馆门市部职员黄警顽。通过黄警顽,卢作孚结识了黄炎培。

此时,黄炎培已是我国教育界的知名人士了。他1913年出任教育部“课程标准改革委员会”委员、江苏省教育会副会长,1914年后,长期担任江苏省教育司司长。黄炎培发现卢作孚不但聪慧好学,谦虚朴实,且忧国忧民,志向高远。虽然两人年龄相差15岁,但是谈得很投机,大有相见恨晚之意,很快就成了无话不说的好朋友。

此时,黄炎培是一位坚定的教育救国论者。他对辛亥革命后中国出现的乱局的见解是:“谓此纷纷扰扰之原因,与其归之于道德问题、知识问题,不如归之于教育问题。”[4]为此,他明确提出了教育救国的思想:“吾辈宜十分信仰教育为救国唯一之方法,而以全力注重之。”[5]

当时社会上不少人认为中国最大、最困难的问题是民众生计问题,黄炎培认为解决民众生计问题的根本办法是办好教育。他说:“今吾中国至重要、至困难问题,厥惟生计;曰求根本上解决生计问题,厥惟教育。”[6]

黄炎培的教育救国思想,对卢作孚影响很大。在黄炎培的热心引荐下,卢作孚参观了上海的一些学校和教育机构,又系统学习了一些有关教育的书籍。他开始反思辛亥革命的种种教训,逐渐认识到,辛亥革命的最大问题是缺乏广大民众的真心支持,只是少数“精英”在奋力呐喊、冲锋陷阵。

在黄炎培的影响下,卢作孚认识到,只有唤起民众的觉悟,才是真正的救国之道。卢作孚的儿子卢国纪在《我的父亲卢作孚》一书中写道:“通过一年的学习和观察,我的父亲对救国道路渐渐形成了一个新的想法,认为要救国,首要必须使广大民众觉悟。要使民众觉悟,就必须广开教育。于是萌发了从事教育以启民智的思想。”[7]

自此,在黄炎培的影响下,卢作孚由革命救国转而走上了教育救国之路。

1916年起,卢作孚陆续发表了《各省教育厅之设立》《教育经费与教育进行》《教育方法与暗示》《教育行政之要义》《教育考察团之组织》等文章,阐明他的教育救国思想。如“教育为救国不二之法门”“教育为国家根本大计,法治赖以立、实业赖以兴,军备赖以裕,即为国家赖以存”“国中万事,希望若绝,寻求希望,必于教育事业”“一切病象,皆缘于人,须教育救治之;一切事业,皆待于人,须教育兴举之”[8],等等。从卢作孚教育救国言论中,或多或少都能看到黄炎培对他的影响。

卢作孚全身心投入到教育事业中去。从1915年起,他当过小学、中学、师范学校的教师,出任过政府教育官员,开展过轰轰烈烈的教育改革和新文化运动以及民众教育运动。

可以说,卢作孚一生重视教育,并在教育事业中做出了重大贡献,与黄炎培的教育救国思想的影响有很大关系。

 

二、“中国根本问题是人的训练”

 

黄炎培自1913年发表《学校采用实用主义之商榷》后,一生都在倡导实用教育和职业教育。他认为旧的传统教育的一大弊端是教育未能与职业沟通,脱离了社会活动和生产活动。而改变这一状况的方法就是“沟通教育与职业”。他认为职业教育应当使“人人须勉为一个复兴国家的新国民,人格好、体格好;人人有一种专长,为社会、国家效用”[9]。他把“使无业者有业,使有业者乐业”[10]作为职业教育的终极目的。

1917年,黄炎培联合蔡元培、蒋梦麟、张謇、梁启超等48人成立了中华职业教育社。这是我国近代教育史上第一个研究、提倡、试验、推广职业教育的机构,也是我国活动时间最长的人民教育团体。

黄炎培的实用主义教育和职业教育思想对卢作孚影响很大,尽管卢作孚自1925年又从教育救国转向实业救国,但他始终重视教育,特别是重视职业教育。卢作孚作为当时我国最大的民营航运企业民生公司的总经理,曾说:“自己现在是办实业的,但实际上是一个办教育的,几乎前半生的时间,都花在办教育上,而现在所办的实业,也等于是在办教育,是想把事业当中全部工作人员,培养起来,提高他们的技术和管理能力。”[11]

卢作孚特别重视对职工的职业教育。从1933年起,民生公司专门成立了训练委员会,并从公司每年纯利中拨出3%—5%作为文化基金,专门用于职工培训。规定公司新招来的职工,必须进行2—6个月的岗位培训,接受以爱国主义教育为中心的思想教育和以工作岗位为主的技能培训。他先后在公司举办轮机、护航、水手、理货、茶房等训练班。不仅新职工,老职工一样也要培训,这种全员培训制在当时的中国企业中,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

在乡村建设中,为了培养乡建人才,卢作孚举办了多期少年义勇队,招收中学程度的失学青年,授以文化科学知识,包括生物、地质、史地、数学、英文等,还对其进行军事训练,两年一期。学习期间,也组织参与一些社会活动,如随动植专家去川边、大小凉山等地采集标本,进行社会调查,使其在实践中增长见识,提高能力。

卢作孚也十分重视成人教育,他在以治安联防为主的峡防局内专门成立了民众教育办事处,办起了船夫、力夫、妇女等学校。卢作孚还在北碚建立培训大本营,把民生公司和地方上的职业培训集中在一起。

1934年3月,卢作孚写了一篇题为《中国的根本问题是人的训练》的文章,他在文章中强调:“目前中国人之所以不能解决许多问题……不是先天缺乏了什么资质……实是后天所从社会得来的行为缺乏了训练,缺乏了解决当前许多问题的技能的训练,所以不能解决当前的问题。”[12]这种“技能的训练”就包括职业教育。

卢作孚对于人的训练思想也引起了黄炎培的共鸣。1934年6月24日,黄炎培与卢作孚等人在一起聚会,卢作孚讲起了“人的训练”问题,黄炎培听后很是重视。当晚,黄炎培在日记中写道:“卢作孚演说人的训练:越难训练的人,训练越有效。训练在先,造成风气。”[13]

 

三、“识君之抱负,惊君之才,

知君之心

 

黄炎培与卢作孚两人为何关系如此深厚,友谊达38年之久?这可以从卢作孚去世后,黄炎培写的《卢氏作孚先生哀词》中找到答案。

首先,黄炎培认为卢作孚是位有远大志向的人,一生都在为国家繁荣昌盛、人民的幸福而奋斗。他在哀词中写道:“君为何来?为的是国家,为的是人民。……君实为此大事而生。”[14]在黄炎培1936年的日记里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有一位叫黄子荣的人,为竞选国大代表而四处运动,并找到了黄炎培。黄炎培规劝那人“不必如此,人格要紧”,并以卢作孚为例,说卢作孚之所以众望所归,是因为他能“为地方造福,因此大获民众信仰,不由运动来也” [15]。

其次,黄炎培对卢作孚的人品非常钦佩。他在哀词中写:“识君之抱负,惊君之才,知君之心。”称卢作孚是位“责在人先,利居人后!有罪归我!有功归人,奇艰大诽集中于君之一身”的人。1936年,黄炎培在实地考察卢作孚的乡村建设和民生公司后,对卢作孚的人品道德做了如下概括:

把他的精神分析起来,他是耐劳耐苦的,是大公无私的,是谦和周到的,是明决爽快的,是虚心求前进的,是富于理想而又勇于实行的。[16]

 

四、高度评价卢作孚的事业

 

卢作孚自1925年从“教育救国”转为“实业救国”后,主要致力于两大事业:一是创办民生公司,发展民族航运事业;二是在北碚主持开展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运动。虽然两人救国之路不尽相同,但黄炎培对卢作孚的事业却十分支持和关心。

1936年春,黄炎培应卢作孚邀请,实地考察卢作孚经营的事业,看到北碚因乡村建设而发生的巨变,他十分兴奋。3月19日,他应邀作《今后之北碚》的演讲,他说:

历史是活动的。有许多“人”,昨天是无名小卒,今天便是鼎鼎名流。“地”何尝不是这样呢?诸君从普通地图上找北碚两字,怕找遍四川全省还找不到。可见这小小地方,还没有资格接受地图编辑专家的注意呀!可是到了现在,北碚两字名满天下,几乎说到四川,别的地名很少知道,就知道有北碚。与其说因地灵而人杰,还不如说因人杰而地灵吧。[17]

黄炎培所说的“人杰”,就是指卢作孚。他在考察中,看到在卢作孚的领导下,民生公司上下团结一心,艰苦创业,特别是看到了公司全体员工为国家民族利益勇于奉献的精神,十分感动:

他们大家认清楚:他们的出汗,是为着这一条整个的长江求出路,为着这一群整个的中华民族求出路,决不是为总经理,也不单是为股东,更说不到为他自己。有的人,情愿牺牲了大薪水,来民生公司做事,拿小薪水,简直觉得:如为个人谋发财,不配来当民生公司职工。更几乎使股东觉得;如为个人谋发财,不配来当民生公司股东。我没得话说了。[18]

这一句“我没得话说了”,形象表达出黄炎培对卢作孚领导的民生公司的钦佩之情。

黄炎培还把民生公司的精神上升到国家层面。1934年10月11日,他在民生公司的演讲中说:

民生公司上自经理,下至水手茶房,都能集中力量于公司的进展,这也就是因为大家已有了一定的目标,于是力量也就集中,所以造成今日公司的盛况。如果把这一种精神扩大到国家民族上,将来的中国,当然也就同公司一样的可以强盛起来。[19]

黄炎培对民生公司热情周到地为旅客服务,也十分赞赏。1936年1月29日,黄炎培乘“民贵”轮从上海到四川考察,在船上看到墙上贴有便利旅客的11条规定,他将这11条规定全文抄写下来,感慨地说:“我常常感叹:民生公司也并没有了不得的好处,不过我所见还当客人是个‘客’,是个‘人’罢了。”[20]无怪不少旅客宁愿在旅馆多等几天,也要乘坐民生公司的船,因为坐民生公司的船,使人感受到了尊重。

 

五、忧盛危明,坦诚忠告

 

黄炎培虽然对卢作孚的事业给予了高度评价,但对已出现和可能出现问题也及时给予了提醒和忠告。如,他认为北碚的乡村建设之所以红红火火,民生公司之所以欣欣向荣,都与卢作孚的领导有密切关系。但光靠卢作孚一人的努力是远远不够的,也是不能持久的,必须使大家都自觉努力起来才行,必须使大家都愿以卢作孚为榜样才行。他在《今后之北碚》的演说中,在夸赞卢作孚事业的同时,也不无担忧地说道:

这回到四川,在北碚,在民生公司,吾还是说:卢作孚先生而能培养出第二卢作孚,公司而各个人员负起责任,愿做卢作孚,将来事业进步是无限度的。如果让卢先生单独奋斗,还不能不替前途担忧。因为吾是江苏人,老实说,这样花团锦簇、盛极一时的局面,我在江苏很早就见过。吾说这几句“忧盛危明”的话,或者比没头没脑的恭维,还是有多少益处吧![21]

而事实竟被黄炎培言中。1938年1月,卢作孚被国民政府任命为交通部次长,担负起全国战时水陆交通运输的重任。繁重的工作使他无法再像过去那样对民生公司亲力亲为。时间一长,果然很多问题就暴露了出来,如管理混乱、人浮于事、服务态度下降、不注意安全航行等。这使黄炎培十分着急。1938年3月16日,黄炎培与卢作孚长谈,将这些日子在民生公司的“所见所闻、事实”直言不讳地向卢作孚“倾倒言之”。他在日记中写道:“作孚经营民生实业公司煞费苦心。自入官后,公司内部颇多松懈,为腐化的先兆。”[22]他认为,作为至友向卢作孚直言民生公司出现的问题,“为公为私,不可无此一举”。

隔了4个多月,1938年7月22日,黄炎培在民生公司作了题为《我所希望于公司诸位者》的演讲,再次向公司发出了警示。他说:

一个组织,顶困难的是被大家捧、大家称赞的时候。若有一点不好,在无名的组织,人家还可原谅;在有名的组织,人家就要责难了。所谓盛名之下,其实难副。民生公司享此大名,必要有很好的事实,使名实相符。兄弟知道,自卢总经理以下,都非常努力,但不能不特别小心,因为如有一点不好的表现,升得高 ,跌得重,信誉就一落千丈了。……现在卢先生虽然到政府服务去了,同仁们仍要一样的紧张努力。民生公司不是卢先生个人的,是大家的,希望大家一定做到名实相符。[23]

在黄炎培看来,民生公司也好,乡村建设也好,都不是卢作孚一个人的事业,而是大家的事业,所以不管卢作孚在与不在,大家都要共同努力才行。

 

六、患难之中见真情

 

黄炎培曾在民生公司的一次演讲中说:“兄弟同诸位是一家人,不应当客气。”正因为如此,他对民生公司存在的问题敢于坦诚直言,及时提醒。在公司出现困难之时,他也能出手力挺,给予支持和鼓励。

自抗战以来,民生公司在卢作孚的带领下,全力投入到战时的交通运输中,承担了占总运量60%以上的繁重军差运输任务。而军差运输往往是免费的,因而公司从1937年就开始出现亏损,后由于军差任务越来越重,加上日军飞机的狂轰滥炸,公司有近200名员工伤亡,近百艘船只被击沉击伤,损失惨重。1942年4月8日,民生公司召开股东大会,卢作孚在会上直言公司亏损的情况,心情非常沉痛。黄炎培在场看到:“主席卢作孚讲至公司艰困,为国牺牲,公司员工宁受薄薪,轻生命,为国冒险服务处,大哭。”全场股东都十分感动。黄炎培当即挥毫,以卢作孚讲话的意思,写下了对公司支持、鼓励的条幅:

(一)公司亏本,对不起股东,为抗战而亏本,公司对得起国家,即是股东对得起国家。(二)差轮津贴比战前仅大十二倍,轮船损失大多属于差轮(差轮系政府征调运输军队及军用物资的轮船,这项运输费用极低,甚至免费—笔者)公司对得起国家,亦即股东对得起国家。(三)生活费比战前大数十倍,客票比战前仅大十倍,公司对得起民众,亦即股东对得起民众。(四)生活费比战前大数十倍,人员开支比战前仅大八倍,员工对得起公司,对得起股东。……(六)没有国家,哪有公司,中华复兴的一日,即我公司复兴的一天。全体员工、全体股东定要把国家复兴起来,同时把公司复兴起来。[24]

黄炎培写的这一条幅,在公司张挂起来,对卢作孚和民生公司是非常及时的支持,对全体公司员工是非常大的鼓舞。

真正的朋友,在你获得成功的时候,为你高兴,而是不捧场;在你遇到不幸或悲伤的时候,给你及时的支持和鼓励;在你有缺点可能犯错误的时候,会给你正确的批评和帮助。黄炎培与卢作孚,正是这样真正的朋友。

 

 

注释:

[1]梁漱溟:《景仰故交卢作孚先生献词》,张岩主编《追忆卢作孚》,人民日报出版社2014年版,第45页。

[2]晏阳初:《敬怀至友卢作孚兄》,张岩主编《追忆卢作孚》,人民日报出版社2014年版,第42页。

[3][13][15][22][24]民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研究室编《黄炎培卢作孚莫逆之交三十八年(1914—1952)—《黄炎培日记》(卢作孚年谱长编)摘录》,2015年10月印,第4页,第14页,第39页,第46页,第63—64页。

[4][5][6]刘重来:《卢作孚与黄炎培结识前后》,载《人民政协报》2011年11月24日。

[7]卢国纪:《我的父亲卢作孚》,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23页。

[8][11][12][14]凌耀伦等编《卢作孚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5页,第640页,第294页,第653—655页。

[9][10]杨际贤主编《中华百年教育家思想精粹》,中国盲文出版社1999年版,第200页,第200页。

[16][17][18][21]张岩主编《追忆卢作孚》,人民日报出版社2014年版,第390页,第391页,第390页,第391页。

[19][23]项锦熙主编《民生公司演讲集》,人民日报出版社2016年版,第173页,第548页。

[20]张守广:《卢作孚年谱长编》,中国世爵娱乐出版社2014年版,第570页。■

(责任编辑 王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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