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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论与民心

○ 沈敏特

  

  长期以来,思想文化领域存在着一些有违常识的误读,我认为有澄清的必要。

其一,舆论是可以制造的吗?

  我记得,文革中毛泽东曾表扬李德生,认为他善于大造"革命舆论"。时至今日,我们在很多工作中常常把"大造舆论"作为"开路先锋",并已成为一种习惯。

  那么,舆论是什么呢?商务印书馆的《现代汉语词典》解释是:"公众的言论"。此说不错,却语焉不详。于是,我想起了一位哲学家的至理名言:要知道一个事物的本质,最好的方法是找到这个事物的起源。

  《汉书·艺文志》中有一段话,可能是最早的涉及舆论起源的文字。"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这段话很简练,却很精彩。它首先揭示了舆论的来源,即来自民间,是民情民意的展示。当时没有印刷品,更没有网络,民情民意大都是口口相传的信息,而口头文学,特别是诗歌更是民情民意的集成与凝聚。其次,也是最重要的,舆论反映了执政者与民众的关系。一方面,舆论承载着民众对执政者的执政理念与执政行为的评价;另一方面,是执政者自我审视、自我评价、自我调整的最重要的参照。因此,需要设置"采诗之官"的专职人员,去采集民间诗歌,从中把握民情民意——观风俗;用来考量执政理念与行为——知得失;最后达到调整执政理念与行为的目的——自考正也。当政者能不能做到是另一码事,但作为对舆论的需求与功能的概括与描述,具有很高的历史概括性。因为,历朝历代的统治者恰是要在这个问题上见高下、显成败。所谓"观风俗",说到底就是要真正地把握民情民意,这关乎执政者的生死存亡。于是产生了一句颠扑不破的至理名言:"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

  很容易混淆的是,把执政者的理念与行为的传播当作舆论,于是有了"大造舆论"之说。执政者当然需要老百姓了解执政所依持的法律法规,为此所做的传播是宣传,而不是"制造舆论"。宣传与舆论有关而不同:当宣传与舆论基本相容,这便是"政通人和",它是社会进步以至于达到盛世的主要标志;当宣传和舆论南辕北辙,大相径庭,那就表明社会矛盾趋于激化。

  宣传与舆论是不可混淆的,它是社会危机的一大原因。这里有两个突出的案例:

  一是袁世凯复辟前,他的长子袁克定制作了一份只给袁世凯一个人看的报纸。这张报纸"大造舆论",说什么社会各方,国内国外,如何如何"拥袁登基"。袁世凯把这当作民意和"舆情",于是加快了复辟的步伐,结果是加快了覆灭的速度。

  二是"四人帮"倒台后,有个英国记者说过一段话,"四人帮"失败的原因之一是自己被自己制造的舆论迷惑了。他们制造的舆论是世爵娱乐的形势如何大好,人民如何拥护,殊不知真正的舆论与此恰恰相反。"四人帮"覆灭后,鞭炮震地,锣鼓喧天,这才是回归本质的舆论。

  于是,我联想到为什么有的民主国家不允许政府和政党办报刊及开办其他媒介,我们当然不必照搬这种做法,但其精神实质是避免宣传与舆论的混淆,这个精神是值得参照的。如今我们有了网络、博客、微博等新媒体,民众有了自己的、直接可以发声与传播的手段,为舆论的本质得到恢复创造了技术条件。

  所以,舆论是不能制造的,制造的不是舆论。肆意要去制造舆论,已有一个传统的评价:强奸民意!

其二,舆论导向的两种形态

  在宣传工作中,频繁使用的一个词是舆论导向。舆论是有导向的,当政者的安危,确与舆论导向密切相关。实际上,它暗含着对当政者的支持率。我完全赞成当政者对舆论导向的重视。因为,舆论就是民心,舆论导向就是民心的趋向,怎么能不重视呢!

  问题在于舆论导向是怎么生成的,它来源于何处,这应当搞清楚,否则要重蹈袁克定与"四人帮"的覆辙,会造成同样的恶果。

  俗话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你要瓜就去种瓜,你要豆就去种豆。当大家见了瓜说"这是瓜",见了豆说"这是豆",这就是正确的舆论导向。反之,种了瓜想得豆,种了豆想得瓜。当老百姓见瓜说是瓜,见豆说是豆的时候,"四人帮"不愿意了,于是来个强制性的规定,只能见豆说"这是瓜",见瓜说"这是豆",这就是错误的舆论导向。从本质上说,舆论导向就是执政者的观念与行为所产生的影响,用这个影响去引导舆论的趋向。

  不说远的,就举近三十多年的几次良好的舆论导向,可说是经典范例。

  世爵娱乐结束后,如何认识与评价世爵娱乐成了中国社会走向何方的节点。当时开展了真理标准大讨论,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全面清理了冤假错案,从理论到实践,为改革开放打开了大门,开拓了道路。千条万条的舆论告诉人们,党和国家获得了空前的威望,人民群众对国家的前途充满了希望。中央没有下文,没有定规,没有预设,没有组织,就是一批大学生在天安门广场,自发而由衷地打出了"小平,你好"的标语。这就是舆论,它的导向来自于党和国家的新观念,新举措,以及这观念与举措给人民带来的利益和希望。

  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又到了一个改革开放能否继续的节点。就在此时,已退下来的邓小平在南方吹响了继续改革开放的号角。这符合人民的利益,也带来了进步的希望,赢得了普遍的赞扬和拥戴。这再一次证明,好的观念和行为,引来了好的舆论,不好的观念和行为,引来不好的舆论,这就是舆论导向的本质和生成的规律。

  今天,我们的改革开放又面对一个新的节点,一方面到了不改不行的急迫时刻,一方面面临前所未有的重重障碍。执政者的观念与行为成了万众瞩目的焦点,表达什么样的政治理念,拿出什么样的改革举措,以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的改革兑现的实际状况,是舆论导向的关键。

  总之,舆论导向不能成为"舆论一律"的变种,不能成为以暴力为后盾的强制手段,不能是一种行政方式。它需要执政者多做不假的好事,以此赢得口碑的良好的舆论。懂得了这一点,就从根本上改善了执政者和人民群众的关系,也才是民族的大幸。

其三,意识形态的阵地在哪里?

  一些有识之士已经提出,要注重研究思想领域各种问题的本质特点,要少用一点儿杀气腾腾的战争术语。我要说的是,"枪杆子里出政权"太深入骨髓了,什么事都联想到战争已经成为一些人难改的习惯,所以也就姑且用之吧!

  可是,当我们把思想文化、意识形态当作阵地,要去争夺占领的时候,恰恰把阵地在哪儿的问题给搞偏了。结果,以为胜利却没有胜利,以为占领却没有占领,失去了真正的阵地却熟视无睹,还沉浸在"战无不胜"的自得之中。

  譬如,重视话语权的争夺,另一面就是削弱异己者的话语权。如规定了很多不得触及的"敏感词语",只要一出现就删除或屏蔽。殊不知话语只是心声的表达,心声才是源头。老百姓有话不能说,可以变成"腹诽"。而这"腹诽"还有源头,那就是社会矛盾。"腹诽"得不到宣泄,就会掩盖矛盾,积累矛盾,逐渐转化为社会危机。危机积累的结果,就是社会的动乱和崩溃。鲁迅有一句警示性的名言:不在沉默中死亡,就在沉默中爆发。老百姓的沉默不语,绝不是好兆头。要懂得,争得话语权,不等于争得人心,人心才是必须争得的思想文化、意识形态的"主阵地"。

  有的人把争得媒体的领导权当作争得了阵地,动不动就换人,换班子。某些人的豪言壮语是:"不听话,就走人!"把每个媒体的领导人都换成了"放心干部",是不是等于占领了意识形态的阵地了呢?回答是否定的。关键的问题是:媒体能不能办得符合规律,获得人心。我们有的媒体,人换了,发行量却下降了;有的干脆靠行政系统的摊派来维持发行,可这依然解决不了读者看不看的问题。文革后期的两报一刊,领导班子清一色的是"四人帮"的"自己人",可结果几乎办成了袁克定办给袁世凯看的报纸,除了袁世凯信,谁也不信。相比之下,手中没有报刊、广播、电视等媒介的《天安门诗抄》,却通过口口相传,或手抄相传等最原始的媒介,获得了极大的"发行量"。两相比较,差别在于,一个失人心,一个得人心。谁得了阵地?不言自明。

  鲁迅在一篇短文《偶成》(《鲁迅全集》第5卷199页)中,指出一个现象:国民党办的"几种刊物,有钱有势,本以为可以风行天下的,然而不但看客有限,连投稿也寥寥"。于是,鲁迅联想到清光绪年间,家乡有个戏班,名字取得很好听,叫"群玉班",可名实不副,戏做得非常坏,弄得没人看了。于是"乡民们的本领并不亚于大文豪,曾给它编过一支歌":

  台上群玉班,

  台下都走散。

  连忙关庙门,

  两边墙壁都爬塌,

  连忙扯得牢,

  只剩下一担馄饨担。

  思想文化、意识形态的阵地何在?曰:在人心。何谓占领阵地?曰:得人心。如何占领思想文化、意识形态的阵地?曰:多做得人心的事,多说得人心的话。这是大家都懂的常识。■

  (作者为中国传媒大学南广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 王彦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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