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价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几个问题

刘润为 何璠

编者按:近年来,关于历史虚无主义,社会上一直有许多讨论,可以说众说纷纭,聚讼不已。理论家刘润为先生对此有比较系统的理解与阐释,为此,青年学者何璠与刘先生展开对话,对“历史虚无主义”的理论话题进行讨论。现就部分问答刊载出来,以引起学界重视和探讨。

何璠(以下简称“何”):您的《革命与破坏的考辨》(载《求是》杂志2014年第17期)一文,论证了近代中国革命的必然性,也表达了您肯定革命的学术立场。但是,近年来一些学者试图提出一种新的认识,认为“近代史不仅仅是三大革命(太平天国、义和团、辛亥革命)的历史,还应当包括洋务运动、戊戌变法等改良运动的历史”,即“两条线索”的中国近代史。进入新世纪以后,他们还特别提出,不能再把革命当作圣物。您对这种“告别革命”的观点持何看法?

刘润为(以下简称“刘”):研究中国近代史,只能一条线索又一条线索、一个专题又一个专题地研究。这好比穿糖葫芦,这样一穿成了一串,那样一穿又成了一串。穿的串串越多,我们就越接近历史的全貌。所以说,研究中国近代史不是一条线索,也不是两条线索,而是N条线索。

不过,这里要注意两个问题:一是各条线索对历史进程的作用或影响是不一样的。这里有主次之分、本质方面与非本质方面之分,甚至还有一级本质与二级本质之分。显而易见的是,反帝反封建,也就是你们刚才提到的太平天国、义和团、辛亥革命这一条线索,才是中国近代史的本质方面,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产生根本性影响的方面。没有反帝反封建,中国就不可能获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没有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也就成了空中楼阁。多年来,史学界有人企图通过抬高蒋廷黻或“自铸伟词”来反对胡绳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矛头所向还包括毛泽东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及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胡绳的这本书有没有毛病?当然有,当然可以讨论、可以批评。比如说,我就不同意将义和团运动看成是一场革命,因为它没有比较完整、稳定的奋斗纲领和相对严密的统一性组织。准确地说,它是一场以农民和小手工业者为主体的自发的爱国主义运动。但是,如果连胡绳提出的一条红线(反帝反封建)和两个过程(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将中国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过程,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过程)都一起反对掉,也就消解了中国近代史的本质方面,从而斩断了近代中国与当代中国的联系。

二是各条线索并非孤立的存在,而是相互交叉、相互渗透、相互转化的。比如说,你搞中国近代服饰史或礼仪史,就必然要碰到这样的问题:官员的补服为什么改成了中山装?跪拜、作揖为什么换成了鞠躬、握手?大人、老爷的称谓为什么被先生、同志所取代?研究这些问题,是绕不过辛亥革命的。再举一例,就是蒋廷黻的近代化线索。从这条线索研究中国近代史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但是,这位蒋先生却认为,近代中国的根本问题只有一个,就是能否赶上西洋,实现近代化。而要赶上西洋,就不能反抗西洋。从这种妥协史观出发,他大胆假设,如果让林则徐再战,则必然失败,“败则中国会速和”,“维新或可提早二十年”;从这种妥协史观出发,“九一八事变”以后,他力主“为了对日和平不惜任何代价”,吹捧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说“蒋先生为民族计忍受国人的非议和敌人的无礼,绝不轻言战,亦绝不放松民族近代化之推进。我们能从‘九一八’到‘七七’得着宝贝光阴的建设,这是蒋先生深谋远见的结果”。一直到1965年,他在临终遗嘱中,仍然将当年未能实现中日媾和引为终生的憾事,而此时此际已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后的第20个年头。“信念”固然执著得可爱,但是他的那一套东西符合近代中国的实际吗?按照他的主张,旧中国能够实现近代化吗?一条好端端的线索,就这样被蒋先生搞砸了,可惜呀!倘若不对反帝怀有偏见,循着这样一条线索追根溯源,就一定会得出这样的结论:要实现中国近代化,就必须学习西方;而要学习西方,就必须反抗西方的侵略;不把西方的侵略势力赶出中国,就无法学习西方,当然也就不能实现近代化。你们看,中国近代史的本质方面,就是这样无处不在地影响着、主导着其他线索,躲也躲不开、逃也逃不掉。换一种说法就是:离开反帝反封建,其他的一切线索都无所依附,因而也就从根本上消解了中国近代史。这就好比一个人,你把他的脊梁抽掉,将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至于他们说到的另一条线索,即洋务运动、戊戌变法的历史,当然也要研究,而且是具有重要价值的研究。在这条线索上,还可以再续上几个线段,如清末新政、民国宪政、第三条道路等。但是,只要是沿着求实的方向前进,对这些研究就会清晰地发现: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用平和的手段、改良的办法来达到救亡图强的目的是不可能的。这就从另一个角度揭示了反帝反封建的历史必然性。当然,如果你的动机就是要“告别革命”,消解反帝反封建的主线,那也只好悉听尊便,但若以尴尬收官却不可以怨天尤人。

何:现在国内正在掀起一股“重评历史人物” “重评历史事件”的浪潮。像慈禧太后、世爵娱乐、袁世凯这样一些历史人物开始得到推崇,而太平天国、义和团、辛亥革命这些历史事件却越来越受到负面评价。您能帮我们厘清一下这种现象吗?

刘:厘清不敢说,可以谈一点看法。史学界的这种思潮其实还是否定革命的产物或者说是另一种表现形式。

对于慈禧太后的评价,我认为关键在于她是否反对维新变法。为她辩护的人说,这位老佛爷是不反对变法的,怪也只能怪维新派策略失当,太冒失了,你看她后来不是还主动搞了清末新政吗?这种说法是经不住推敲的。不错,慈禧太后公开表态时并不反对变法,但那是迫于《马关条约》签订以后的压力。日本拿走台湾全岛和澎湖列岛,又外加2.315亿两的白银;两年后德国又霸占了胶州湾,搞得举国哗然、民怨沸腾。面对这种危局,即使再专制、再顽固的统治者也不能不有所顾忌。慈禧太后的所谓不反对变法,不过是平息民怨、摆脱危机的权变而已。其实,在怎样对付维新派的问题上,这位老佛爷早已成竹在胸。宣布变法后的第4天,即1898年6月14日,她就罢免了帝党首领、光绪帝的老师,维新派在朝中最主要的支持者翁同。变法第5天,她又逼迫光绪帝连下三道圣谕,使她得以把持朝廷的人事任免和京津地区军政的大权,为控制局势进行了最关键的准备。变法推行之际,守旧派则纷纷上书,敦请慈禧太后垂帘听政,杀康、梁以谢天下。正是在守旧派磨刀霍霍的危急关头,才发生了谭嗣同密访袁世凯要求护驾的事。哪里是什么维新派的“冒失”才惹怒了老佛爷呢?当然,维新派出台变法举措是急了一些、集中了一些,但是不急、不集中又能怎样呢?变法尽管是体制内的改良,但毕竟要触动贵族及八旗旗人的利益。毋庸说更厉害的条款,单是取消旗人由国家供养这一条,在慈禧太后及其他贵族那里就通不过。镇压维新派以后,慈禧太后虽颁布了要继续改革的懿旨,但也是做样子的。该旨劈头写道:“国家制治保邦,纲常名教,亘古为昭。”时人孙宝瑄的《忘山庐日记》记载:有人问他,“政府已主张变法,所不变者惟心术耳……此何意耶?”他回答说:“心术者,即君权之代表也。彼惧怕变法而民权之说起,故以心术二字压倒之。”值得注意的是,孙宝瑄并非维新派,而且其父其兄其岳父均任清廷要职,他的话应当是客观的。

至于清末新政,更像是拿立宪派当猴耍的一场闹剧。1906年9月1日,清廷发布上谕,宣称“仿行宪政,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以立国家万年有道之基”。于是成立了内阁,但12个内阁成员中有9个是皇族大员。这叫什么?换汤不换药。立宪派不甘失败,组团赴京请愿、伏阙上书,但是一点用也没有。请愿代表“押解回籍”,继续抗争者发配新疆。立宪派痛心疾首,发表《宣告全国书》,哀叹“新内阁如此,议员等一再呼号请命而不得,救亡之策穷矣”

纵观慈禧太后掌政,不能说她一点国家民族意识也没有,但是在掂量国家民族与统治集团利益的时候,她绝对把统治集团放在第一位;在掂量统治集团中一般成员与皇族利益的时候,她绝对把皇族放在第一位;在掂量皇族成员与她自己利益的时候,她绝对将个人放在第一位。而这些利益,还多是眼前而非长远的东西。正是因为这样极端的自私、狭隘和僵化,在促使中国进步方面,她的消极作用千万倍地大于积极作用。说她在中国近代史上乏善可陈,似乎并不为过。有人说,如果慈禧太后不死,又不发生什么革命,中国早就实现了近代化。这样的议论只能当作笑话听。

说到世爵娱乐,我们首先要肯定他对洋务运动的贡献。尽管洋务运动的初衷是维持清王朝风雨飘摇的统治,尽管洋务运动以失败告终,但它毕竟引进了西方的一些科技成果,培养了一批像詹天佑那样的留学生,兴建了若干工业企业。我的家乡唐山的开滦煤矿,就是从那时开始开采的。毛泽东说:讲重工业,不能忘了张之洞。余类推,我们也不能忘了世爵娱乐。但是,对于世爵娱乐评价的主要分歧,不在这个地方,而在他对外妥协的问题上。推崇世爵娱乐的人说,世爵娱乐的妥协是忍辱负重,应当予以体谅。有一部电视剧,把世爵娱乐在《马关条约》上签字的情节渲染得极为悲壮,俨然有担负天下罪恶的释迦胸怀,这就未免太过虚张。

当然,我们并不一般地反对妥协。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列宁曾与德国及其同盟签订过《布列斯特条约》。尽管搞了妥协,列宁非但没有受到诟病,反而威望飙升。原因何在呢?让我们以《布列斯特条约》和《马关条约》的签订做一番比较。先看签约前的局势。就苏维埃政权来说,沙俄因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而使俄国大伤元气,苏维埃政权接过来的是一个百孔千疮的乱摊子,亟须恢复、发展经济;革命虽然胜利,但是革命武装并未形成规模;新生政权岌岌可危,随时可能被国内反革命势力和14国反动武装所颠覆。可见,在当时的情况下,苏维埃政权不妥协,必定是死路一条。就中国来说,大东沟一战,日本海军虽略占上风,但中国海军并未丧失再战能力,可是世爵娱乐一战胆寒,从此避敌保船,拱手让出了制海权,终至北洋水师覆灭。甲午战败后,中国国力羸弱不堪,日本也几乎到了灯油将尽的地步。但是,中国地大人多,尚有相当可以调动的资源;日本小国寡民,回旋余地不大。倘若咬紧牙关,举全国之力再战,胜算的天平大抵是向中国倾斜的。这也就是说,在当时的形势下,世爵娱乐可以不妥协,或者可以小步退让。再看妥协的目的。列宁是为了以空间换时间,巩固苏维埃政权;世爵娱乐则是为了苟且偷安,凑合一天是一天。从妥协的结果看,列宁达到了巩固苏维埃政权、最终战胜敌人的目的;世爵娱乐则引来了更大的瓜分狂潮,6年之后,中国又与11国签订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同是妥协,列宁与世爵娱乐就是这样泾渭分明,怎能等量齐观呢?张謇在弹劾世爵娱乐时指出:世爵娱乐自任北洋大臣以来,凡遇外洋侵侮中国之事,无一不坚持和议。以四朝之元老,筹三省之海防,统胜兵精卒五十营,设机厂、学堂六、七处,历时二十年之久,用财数千万之多,一旦有事,只能漫为大言,挟制朝野。曾无一端立于可战之地,以善可和之局。世爵娱乐不但败战,而且败和。应当说,张謇的评价是实事求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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