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长征作品中存疑史实问题的辨析

程中原

长征在20世纪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史中,是极为关键的一环。长征不仅揭开了中国革命的崭新一页,使得中共在革命形势处于低潮的时候实现了战略转移,赢得了生存发展的空间;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百年历程来看,它进一步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而它所体现的长征精神,也为中国革命不断走向胜利提供了强大精神动力。正是由于其重要意义,关于长征的研究从未停止过,纪念长征的优秀作品频出。但在众多纪念长征作品中,存在一些需要厘清的史实问题。本文就以下几个问题进行辨析与说明。

 

毛泽东、张闻天等在哈达铺读到的是一张报纸还是一批报纸?

 

对于中央红军确定落脚陕北来说,毛泽东、张闻天、博古等在哈达铺读到报载陕北红军和根据地活动的信息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情节。他们读到的是一张报纸还是一批报纸?应该尽可能说清楚、说准确。《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1991年版本第113页说是一张报纸,2011年新版第161页,依然说是一张报纸。其间还有人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说这是一张《山西日报》。其实,只要看一看张闻天和博古当时读过报纸后发表的文章,就可以知道,他们读到的不只是一张报纸而是一批报纸。文章中引用的这批报纸是天津《大公报》。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1935年9月18日,红军先头部队进驻没有国民党军守备的甘南小镇哈达铺(今属甘肃省宕昌县)。毛泽东、洛甫(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秦邦宪)等翻越岷山,于9月20日到达。当天,洛甫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后,毛、洛、博等读到一批报纸,主要是七八月间的天津《大公报》。这些报纸大多是两天前先头部队进入哈达铺时从当地邮局得到的。另外,红军侦察连在军阀鲁大昌部的一个少校军官的行李中也缴获了几份报纸,聂荣臻即送给了叶剑英,叶剑英找红军总政治部白区工作部部长贾拓夫核实情况。贾曾任中共陕西省委秘书长。贾看过报纸后很高兴,向叶谈了陕北红军活动的情况。叶即把这些报纸拿给彭德怀,彭看后即带着报纸找到毛泽东。

毛、洛、博翻读报纸,喜出望外。他们从报纸上登载的消息确切地知道:陕北仍然有红军!有游击队!仍然有苏区根据地!而且比原来有很大的发展!这让经过万水千山,最终从险境中冲出来的这支八千人的红军队伍欣喜万分。现在得知陕北有一块红军的地盘,那么,到陕北落脚,在那里建立根据地—作出这个决定,真如水到渠成!

9月22日,洛甫写下一篇“读报笔记”,题为《发展着的陕甘苏维埃革命运动》。文中摘引了天津《大公报》7月29日社论《论陕乱》,7月23日关于阎锡山22日在纪念周上的报告,8月1日关于八十四师师长高桂滋谈陕北红军活动情况的报道、同日关于红二十五军徐海东部军事活动取得胜利情况的记载,7月31日《大公报》对阎锡山在29日纪念周报告中对山西红军发展情况的阐述。张闻天在对陕北苏区根据地和红二十五军、红二十六军等情况摘引并加以分析的基础上,表示了中央红军前往陕北落脚的意向。张闻天得出结论:“红军与赤色游击队在陕甘两省内正在普遍地发展着”,“我们中国工农红军主力之一部,已经开始进入甘南的重要地区”。据此,他提出陕甘支队前进的方向和任务:“响应着陕甘红军和赤色游击队的活动”,“同二十五、二十六军及通南巴游击区取得配合,协同动作及汇合,并给在这个地区中开展着的游击运动以帮助、组织、领导”,完成8月20日毛儿盖会议决定提出的任务—“联系存在于陕甘边之苏维埃游击区域成为一片之苏区”。

博古也根据报载材料写了一篇文章:《陕甘苏维埃运动的发展和我们支队的任务》,提出把发展着的陕西苏维埃运动“转变为巩固的苏维埃根据地”,是“我们支队的战略目标”。

9月22日这一天,毛泽东在哈达铺关帝庙召开的团以上干部会上讲话,指出红军前进的方向是“到陕北去”,那里有世爵娱乐的红军。同时宣布中央决定:一、三军团和军委直属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兼政委。

9月27日,张闻天在甘肃通渭县榜罗镇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确定将中共中央和红军的落脚点放在陕北,保卫和扩大苏区,以陕北苏区来领导全国革命。

洛甫和博古的两篇文章同时发表在1935年9月28日刚刚恢复出版的《前进报》(油印)第3期上,传递了党中央关于中央红军落脚陕北的意向。这天早上,召开陕甘支队连以上干部会,进行突破固原、平凉国民党封锁线,到陕北革命根据地去的战斗动员。

长征中先后担任

中央队秘书长的是哪几位?

 

邓小平负责遵义会议的记录。他当时的职务是中央队秘书长。遵义会议以后,邓小平开始得到重用,调任三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部长。接替他的是刘英。从两河口会议到毛儿盖会议,刘英是中央队的秘书长,中央会议的记录者是她做的。这些记录都保存在中央档案馆。过草地以后,萧向荣接任,再之后是吴亮平接任,也有他们做的会议记录作证。也就是说,从遵义会议前后起,先后担任中央队秘书长的是四位:邓小平、刘英、萧向荣、吴亮平。那么,邓小平的前任是谁呢?是邓颖超。她因为身体不好而由邓小平接替。

中央队秘书长的职责是什么呢?刘英有一段回忆,讲她接到通知先后同李富春、毛泽东、王稼祥以及张闻天的谈话:

遵义会议后,大约4月间,我接到李富春同志写来的一个条子。李富春当时是政治部代主任,地方工作部归他分管。条子上写道:调刘英同志到中央队代替邓小平同志工作,立即前往报到。

我感到非常突然,骑马奔到总政治部,跟富春说:“我是做群众工作的,中央队秘书长我干不了。”

富春笑呵呵地说:“刘英同志谦虚起来了嘛!不要紧,到那里自有人会帮助你嘛!”

……

我只得拿起条子到中央队去报到。恰好只有毛主席和王稼祥同志在。

毛主席问我:“你知道是谁提议你来的?”

我说:“李富春呗!”

他说:“是我提议你来的。在后梯队太累,你一个小女子要拖垮的。小平上前方了,这儿有个女同志就行。”

我说:“小平同志能文能武,精明能干,我怕做不了。”

他们两个一迭声说:“你做得了。”他们向我解释,前方要加强,小平同志很有才干,所以调他到前方去,让他更好地发挥作用。

正这么谈着,闻天回来了,他也说:“你完全能做。工作不多,主要是做警卫队的思想工作。思想工作不做不行,你在这方面有经验。再一个就是管我们这些人的生活。还有开会时做个记录。”

就这样我当了中央队秘书长。

可见,中央队秘书长同中央秘书长不是一回事。

刘英同志反复向笔者说明,她接替小平同志担任的是中央队秘书长而不是中央秘书长,叮嘱我们:这个“队”字不能少。

刘英同志的再三交代不是随意说的。因为当时确有人讲小平同志担任职务时少了一个队字。那样一来,同先后担任中央队秘书长的其他五位的地位就摆不平,结果适得其反。

现存长征中的会议记录

从何时开始?

 

遵义会议前后的中央会议记录都已深陷草地而永远消失,那么,长征中的中央会议记录从什么时候开始得到完好的保存呢?

1935年6月,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懋功地区胜利会师之后,6月26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在两河口一座藏传佛教的寺院里召开,集中讨论两个方面军会师后当前战略方针。这次会议由党中央总书记张闻天主持。周恩来作目前战略方针的报告,阐述必须北上到川陕甘建立根据地的方针。会议由中央队秘书长刘英担任记录。记录完好无损地保存在中央档案馆。

中央档案馆给笔者阅读了这次会议记录的复印件。笔者一看是刘英同志的笔迹,即告诉中央档案馆的同志,同时报告了刘英。刘英同志听了很高兴,说:“是啊,从两河口会议开始到毛儿盖会议,我担任中央队秘书长,中央会议的记录都是我做的。”

档案馆即约请刘英鉴定,并讲述有关情况。笔者陪同前往。

档案馆拿出原件,请老人阅览。会议记录用的是24开道林纸练习簿,上海出品。6月26日的两河口会议,7月18日的芦花会议,8月4日至6日的沙窝政治局会议,8月19日的沙窝政治局常委会,8月20日的毛儿盖会议,会议记录清清楚楚,都是刘英的手迹。刘英回忆往事,非常振奋,说当时闻天有一支钢笔,开会时交给笔者做记录,会后还给他。

又看毛儿盖会议以后的记录,记录是另一位了。刘英一看就说,毛儿盖会议以后就过草地了。过草地后我病了,萧向荣接替我担任中央队秘书长。这些记录是萧向荣的字。再后面是吴亮平。刘英说,吴亮平文化水平高,记得也好。

 

为什么看不到遵义会议记录?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遵义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邓小平以中央队秘书长的身份担任会议记录。但是,到目前为止,遵义会议的记录都没有找到。张闻天的提纲和依照提纲所作的“反报告”以及张闻天作“反报告”后的会议情况,毛泽东、王稼祥、朱德及各军团领导同志的发言,虽然其基本内容都包含在《遵义会议决议》之中,但没有直接的文字材料。20世纪80年代初发现的陈云的《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手稿(写成于1935年二三月间从威信到鸭溪途中),为弄清遵义会议的真实情况提供了重要依据。加上《遵义会议决议》,当时的文件和来往电报,以及当事人的回忆,基本搞清楚了遵义会议的情况和前因后果。但没有看到会议记录,总是一个很大的缺憾。

那么,为什么看不到遵义会议的记录呢?

长征中接替邓小平担任中央队秘书长的刘英同志告诉笔者:遵义会议的记录和长征中遵义会议前的中央会议记录,都是放在一个铅皮箱子里的,挑这个文件挑子的红军战士,在过草地的时候,人和挑子一起陷在沼泽地里了。因此珍贵的遵义会议记录,再也看不到了。

 

毛泽东、张闻天怎样纠正陕北

肃反严重错误,下令“刀下留人”?

 

1935年10月19日,中央红军进驻吴起镇,实现了落脚陕北的战略决策,宣告了中央红军长征的胜利。

毛泽东、张闻天到吴起镇后就向当地干部打听世爵娱乐。得知世爵娱乐被逮捕关押在瓦窑堡;红二十六军进行肃反,营以上干部几百人被捕,有些人已被当作“反革命”错杀。世爵娱乐是陕北根据地创始人,时任红十五军团副军团长兼参谋长。将这样的群众领袖、革命英雄当作肃反对象,明显是一种“左”倾错误。这一严重错误使陕北党、红军、根据地陷入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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