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亚楼上将历险记

胡兆才

刘亚楼(1910—1965),原名刘振东,福建省武平县人。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历任闽西游击队排长,红四军随营学校学员班长,红12军连长、营长兼营政治委员,红四军第3纵队8支队政治委员,第12师35团政治委员,第11师政治委员,红一军团第2师政治委员,第1师师长,陕甘支队第2纵队副司令员,红一军团第2师师长。他后来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训练部部长、教育长。1939年赴苏联入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1946年回国。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民主联军、东北野战军、东北军区参谋长,第四野战军14兵团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员,国防部副部长兼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院长、国防科委副主任。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是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委员。

1949年10月,经周恩来推荐,刘亚楼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任空军司令员。毛泽东主席明确表态,空军司令非刘亚楼莫属。刘亚楼没有辜负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期望,他创造了世界空军发展史上的奇迹。在他的领导下,全体空军将士艰苦拼搏,仅用一个半月时间,神话般地办起六所航校,用半年时间培养了一批自己的飞行员,同时组建了15个航空师。1955年刘亚楼被授予上将军衔。刘亚楼上将的一生,从出生到病故,充满了传奇色彩。

 

装进棺材又被抬了出来

 

刘亚楼家在福建武平县的湘店乡大洋泉村。他家境贫困,居住在一个有墙没顶的“房子”里。1910年4月8日那天,天降大雨,一阵紧似一阵,没有房顶的那个家里,一片汪洋。刘亚楼就在这天出生了。两天后,母亲因受寒得了一场大病,离开了人世。父亲刘克芳穷怕了,他渴望着这个儿子能使这个家兴旺发达,便给他起名为兴昌。可是,愿望是愿望,不能解决当前的现实,他实在无力抚养刘亚楼,便将他送给了当地的一个铁匠刘德香扶养。刘德香为他改名为振东。刘振东从小就与身边的大孩子们爬到树上捅马蜂窝、摘果子,下河摸鱼。曾有一次在摸鱼时,他小腿抽筋,人沉下河底,喝了不少水,就在这时,幸亏被村里人发现,被搭救上岸,经一番抢救才死里逃生。

1929年2月,刘亚楼参加农民协会,6月参加游击队。1929年8月的一天,武平县地下党领导刘克模和张涤新介绍刘振东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简朴的入党宣誓仪式之后,刘克模语重心长地对他说:“革命需要你,我们欢迎你,希望你要坚决跟党走,更上一层楼。”在场的另两名党员拉着他的手,热情地欢迎他,祝贺他成为一名共产党员。刘振东从同志们的眼光中看到了党对自己的期盼,也从中汲取了力量。他激动地说:“从今天起,我决不辜负你们的期望,坚决跟党走,一心一意干革命,更上一层楼。”为表示决心,他更名为刘亚楼。

刘亚楼入党四个月后,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四军到了他的家乡。刘亚楼毅然参加了红军,并被送到了红校学习。在红校学习了不到四个月就毕业了,分到部队当了连长。当连长的第一天,他为了激励自己,编了一首歌:刘亚楼,干革命,为穷人,打天下,为解放,再上楼,苦不怕,死不怕。

这首自编的歌,他每天都要唱一遍。每唱一遍,他就会觉得自己身上有使不完的劲。他为自己立下了“死打硬拼,身先士卒”的座右铭。由于作战勇敢,他的职务不断提升,短短的三年,一步一个台阶,从连长升到了师政委的职务。那年他才23岁。而这三年里,他曾多次负伤,危险始终没有离开过他。有一次,他已经被送进了棺材,又被抬了出来。这件事发生在1931年,他时任红四军第11师第32团政治委员。

蒋介石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二次反革命“围剿”,遭到惨败后,气急败坏,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重新调集几十万人马,组成四个军团,还调来五个空军飞行队,配备几十架飞机协同地面作战,再一次疯狂地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进攻。刘亚楼部队和兄弟部队面临敌强我弱的劣势,在毛泽东、朱德指挥下,采取“避敌主力,打其虚弱,乘胜追歼”方针,避开国民党主力,让敌人深入赣南,使其无用武之地。红军由兴国向富田突破,然后由西向东横扫敌后方。第一仗在莲塘打了上官云相部,第二仗在良村打了郝梦龄部,第三仗在黄陂打了毛炳文部。

刘亚楼部和兄弟部队恶战两小时,才占领了黄陂,歼敌四个团,但此战中刘亚楼腿部中弹,昏死过去。卫生队将他抬下战场,进行包扎抢救。刘亚楼醒来后,不顾伤痛,跳下担架,提枪返回了战场。激战持续,部队的子弹打光了,刘亚楼便指挥战士们用石块、木棍和一切可以利用的东西与敌人搏斗。

战后,第11师伤亡很大,人员减少,只得与第12师合并,番号仍是第11师,师长王良,政委张赤男,刘亚楼改任第11师32团政委,团长向玉成。不久,红军主力转移到宁都、石城,他们一面休整,一面扫清根据地内的残余据点。在石城战斗中,红军32团面临强敌,刘亚楼和团长向玉成率部与敌人拼杀,官兵们一天一夜没有吃饭,由于疲劳作战,又饥又饿,个个精疲力竭。加上敌人施放毒气,部队伤亡很大。刘亚楼身先士卒,战斗在最前线,他的头部、胸口、腿部都受了枪伤,此时,刘亚楼已是气息奄奄。卫生队将他抬下战场时,他四肢冰冷,口中也没有热气。团长向玉成派人弄来了一些棺材,将牺牲的同志们一个个抬进棺材里。这时,大家看刘亚楼也没有气了,便也含泪将他抬进一口棺材。这时,师长王良、政委张赤男跑来,向烈士们告别默哀。张赤男与刘亚楼是上下级,也是亲密好友,只要有空,两人便会聚在一起交流思想心得和带兵作战的体会。此时他见刘亚楼被抬进了棺材,十分悲痛。一个鲜活的生命、一个年轻有为的干部就这样要永久离开战友们了。他泪水滚滚,弯腰站在棺材前为刘亚楼整理衣服,当手指触碰到刘亚楼的鼻孔前时,竟突然感觉到还有微微的热气,他便兴奋地大叫:“刘亚楼没有死,快叫军医来抢救!”这声大喊让现场所有的人为之一振,大家迅速将刘亚楼抬出棺材。经军医抢救后,奇迹出现了,刘亚楼慢慢睁开了眼睛。他缓缓地环顾着战友们关切的目光,虽面容憔悴,但仍努力微笑着说:“阎王说我太年轻喽,战斗还没结束,任务还没完成,不肯收我,又送了回来。”

张赤男一边抹泪一边说:“是啊,上海、南京都还没解放,你是不能死的。你的任务还很艰巨呢。”

第三次反“围剿”结束后,临时中央推行“左”倾冒险主义,指令彭德怀指挥红三军团攻打赣州。赣州三面环水,城墙既高又厚。历史上,明朝刘基曾率兵攻城而久攻不下。红军先后八次攻打赣州,但仍然未能成功,局势困难重重。为掩护红三军团,刘亚楼和张赤男奉命指挥第11师攻打由敌余汉谋部独立旅驻守的新城。这是一场恶战,枪炮声、喊杀声震耳欲聋,双方的伤亡随着战斗进程而急剧增加,血流满地,尸横遍野。战斗中,敌人的密集子弹封锁住红军必须通过的一片开阔地,红军战士们被压制得无法前进,伤亡剧增。目睹这一切,张赤男心急如焚,为指挥战士们后撤,猛地冲出战壕,冲上前沿阵地。见此情景,刘亚楼也一并向前。瞬间,两颗子弹飞向他俩,刘亚楼的耳边被子弹擦破了皮,而另一颗子弹却击中了张赤男的头部。刘亚楼不顾如雨的子弹,抱着血流如注的张赤男跳进了战壕,但张赤男却永远闭上了眼睛。

张赤男是长汀县长丰人,很早就加入了共产党,曾以教员身份为掩护,在闽西一带从事革命运动。刘亚楼曾参加过他组织的农民暴动,两人一起参加了红军。在作战训练之余,刘亚楼常听张赤男讲述共产主义的美好远景。可以说,他是刘亚楼的老师和知己。张赤男的牺牲,对刘亚楼的打击很大。他和战友们含泪掩埋了张赤男和牺牲的战士们。几天后,刘亚楼接任了张赤男的职务,担任第11师政委。

此时,毛泽东应项英、周恩来邀请,及时来到赣州前线,共同召开紧急会议。鉴于赣州敌情严重,会议作出紧急决定,红军放弃攻打赣州,向敌人兵力薄弱的赣东北发展。

 

传达命令险遭杀身之祸

 

红军长征结束后,刘亚楼曾担任抗日军政大学训练部部长、教育长。1939年赴苏联入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毕业后,苏联方面挽留他参加了卫国战争,并授予少校军衔。1945年8月9日,百万苏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越过中苏边界,从海陆空三方面向日本关东军发起攻势。苏联红军攻势猛烈,所到之处,日军闻风而逃。苏军连克东北许多大城市。刘亚楼所在的苏军部队刚控制住佳木斯,便突然遭到己方空军的狂轰滥炸,损失惨重。这让大家十分困惑。事后经层层追查,发现空军和地面部队之间的联络存在失误,致使地面部队损失惨重。随后,便要层层追查造成联络失误的责任人。调查结果显示,轰炸当天,苏军地面部队的值班参谋是王松(刘亚楼在苏军的化名)。地面指挥官马丁诺夫立即以耽误军令罪,签发了对王松的逮捕令,并决定两小时后枪决。

思前想后,刘亚楼觉得应该将自己的想法汇报给组织,让组织上审查自己,证明自己一生光明磊落,从未做过对不起党和人民的事。想到这里,他对指挥官说:“我16岁参加革命,是在党的阳光和雨露下成长的,又是中国共产党派我到苏联学习的,我们党正需要我,我家乡还有亲人在等待着我,请允许我在死前写封信给他们,向他们汇报我这些年在贵国的学习和工作情况,算是对组织对亲人最后的交代。请你们给我这个机会。只需一天时间,便足够了。”那个指挥官觉得这些话语言之有理,便答应了他的请求,将死刑延缓一天执行。

于是,刘亚楼便在气象预报图纸的背面,开始给党中央和毛泽东写信。他抓紧一分一秒的时间,终于在一天时间内完成了自己的心愿。第二天吃过早饭,他做好了上断头台的准备。突然,指挥官匆匆跑来,笑着用俄语夹着汉语对刘亚楼说:“你无罪了,自由了,对你的判决是个错误。实在对不起你了。”情势急转直下,刘亚楼一时没有明白,期间究竟发生了什么。那个指挥官看着一头雾水的刘亚楼,歉意地解释事情的原委。

原来,刘亚楼在苏联学习期间有很好的口碑,他与苏联同学们也彼此真诚相待。他的一位同学兼同事听说他因误传军令而被判处死刑,感到十分惋惜。凭着对刘亚楼的了解,他觉得刘亚楼是个十分细心的人,这样的错误不可能发生在刘亚楼的身上。于是,他决心弄个明白,开始就此事进行深入调查。在报务员记录的值班日记中,他发现,刘亚楼所传达的苏联空军部队轰炸日军高地的内容和时间并没有错误;而问题在于,先头部队并没有严格执行预先确立的战斗时间表,而是提前占领了日军高地。先头部队于6时40分就已占领日军407高地,而空军轰炸机群则按照预定方案在6时50分轰炸407高地。当时,地面部队并没有与空军联系。所以,空军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没有取消行动,依然按照原来的指令,对原日军高地进行轰炸。情况调查清楚后,他立即向上级报告了真实情况。指挥官立即加以纠正,宣布刘亚楼无罪,并恢复了原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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