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昌起义前前委与张国焘的斗争

王新生

1927年8月1日的南昌起义,打响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标志着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南昌起义前夕,张国焘奉中共中央之命,到南昌向前委传达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指示。张国焘到后,主张一定要得到张发奎同意后方能举行起义。前委成员一致反对这个主张,坚持起义如期举行。那么,共产国际的指示究竟是什么?张国焘到南昌后传达的是共产国际的指示,还是他自己的主张?目前党史、军史研究著述少有细致的分析论述。笔者以自己所掌握的有关资料,就这桩历史公案谈一下自己的见解。

 

一、中共中央为什么要联合张发奎

重回广东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不畏严重的白色恐怖,面对建党以来空前的困难局面,勇敢地担当起领导中国革命继续前进的重任。1927年7月中旬,新成立的中共中央临时常委会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决定派李立三、邓中夏、谭平山、恽代英等赴江西九江,准备组织党所掌握和影响的国民革命军中的一部分力量,联合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重回广东,以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实行土地革命。

中共中央为什么要重回广东?吴玉章在《八一革命》中说:“武汉是必争之地,南京、上海是帝国主义势力最大的地方,且不容易得手,只有广东民众及工农已有相当的组织,且富于革命性,而有海口,交通便利,又是财富之区,有这几个理由,所以在武汉形势险恶的时候,就决定以广东为我们革命的根据地。”

当时,党掌握的武装力量,主要是在张发奎任总指挥的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中。大革命后期,汪精卫反革命面目日趋暴露时,党为了保存革命力量,应付突然事变,曾将一些党员转移到张发奎的部队中工作。被转入张发奎指挥部任上尉参谋的徐向前曾在回忆录中写道:“张发奎当时还打着‘革命’的旗号,自称与共产党‘合作到底’,所以我们的处境还比较安全。”

张发奎暂时没有反共,主要的原因是保存实力。张很清楚,其部之所以在北伐战争中赢得了“铁军”的美名,主要是靠以共产党员为骨干组建的叶挺独立团,及以后由叶挺独立团发展而来的第四军第二十五师、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汪精卫继蒋介石反共后,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中途夭折,但国民党新军阀之间的矛盾却尖锐起来。湖南、湖北是新崛起的唐生智的地盘,张发奎很难在此立足;广东被李济深及与之关系密切的新桂系军阀占据;东部的江西是朱培德的领地,再往东的江浙地区就是蒋介石的地盘;北部是冯玉祥控制的区域。张发奎要有自己的地盘,只有从哪里来还到哪里去,回广东与李济深、黄绍竑争夺地盘。由于有了这个意向,张发奎没有在汪精卫“分共”后立即在自己部队中“清共”。因为他害怕这样做会使其部队战斗力大打折扣,不利于其与李济深、黄绍竑争雄。所以,张发奎这时对于“清共”是处于观望、犹豫的态度。

在大革命即将失败的关头,联共(布)、共产国际给中国共产党发来指示,“共产党人必须留在国民党内,并在国民党的一切组织中和在一切拥护它的群众中,为改变国民党的政策和改组其领导机关人员进行坚决的斗争”,“必须要求召开国民党代表大会,举行真正的民主选举”,“在此基础上改组国民党领导的问题”。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1927年7月13日中共中央发表的《对政局宣言》中,一方面谴责“国民党中央多数领袖公开的赞助反革命军官”,“使武汉同化于南京,变成新式军阀的结合与纷争”,“使国民革命陷于澌灭”,宣布“撤回参加国民政府的共产党员”;一方面表示“一切革命工作,中国共产党都要和国民党党员群众一切真正革命分子,共同去实行—因此共产党员决无理由可以退出国民党”。7月24日,中共中央又在《对于武汉反动时局之通告》中提出:“我们要团结下层左派分子在〈国〉民党内组织在野反对派,反对中央的反动政策。”此即后来中共中央所提的建立“左派国民党”的策略。由于张发奎在大革命中与共产党人合作较好,被视为国民党“左派”,暂时还没有反共,并与盘踞在广东的李济深、黄绍竑有矛盾,有南下广东意向,中共中央在建立“左派国民党”的策略之下,筹划南昌起义时,自然把张发奎作为联合的对象。

 

二、共产国际指示的具体内容

 

中共中央作出南昌起义初步计划后,先期到达九江的李立三等人发现,“张发奎态度虽仍表示反唐,却已深受汪之影响,高唱拥汪,并表示对我们不满,有‘在第二方面军之高级军官中的共产党分子如叶挺等须退出军队或脱离共产党’之表示,军事上已到了极严重之时期,而张尚徘徊于武汉,则张之不可靠,更可证明”。因此,他们认为“依靠张为领袖之回粤运动,很少成功之可能,甚至为三、六、九军包围而完全消灭。纵然回粤成功,我们亦必在张、汪协谋之中而牺牲”。应该说,李立三等人的眼光还是很敏锐的,这时张发奎在汪精卫的极力拉拢下,已倒向汪精卫。若依赖张发奎,共产党所掌握的武装力量,就面临潜在危险。

7月20日,谭平山、李立三、恽代英、邓中夏、叶挺、聂荣臻和一些中央委员等举行碰头会,商讨起义问题。李立三主张立即动手,聂荣臻劝说他必须等中央的命令。最后,大家决定放弃依靠张发奎的打算,“在军事上赶快集中南昌,运动二十军与我们一致,实行南昌暴动,解决三、六、九军在南昌之武装。在政治上反对武汉、南京两政府,建立新的政府来号召”。

会后,李立三和邓中夏即上庐山与瞿秋白商议。瞿秋白赞同这个意见。

7月24日,九江碰头会的意见立刻得到了中共中央常委和共产国际代表的同意,并转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7月25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给罗米那兹、加伦回电,表示:“如果有成功的把握,我们认为你们的计划是可行的。”同时又指示:“我们认为乌拉尔斯基和我们其他著名的合法军事工作人员参加是不能容许的。”

7月26日,中共中央指定的负责南昌起义的前委书记周恩来在陈赓的陪同下到达九江。然而,就在同一天,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的电报指示发到了武汉。下午四时,中共中央常委和共产国际代表召开了一个会议,传达了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的电报指示(中共中央及其中央领导人通常把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的指示也视为共产国际的指示)。

根据张国焘的回忆,会议开始后,首先由加伦介绍了会见张发奎的情况。加伦说张发奎已同意将他所统率的第四军、第十一军和第二十军三个军集结在南昌和南浔线上,不再东进,逐渐转移,返回广东。加伦认为:“张如同意回师广东,并不强迫叶挺等退出CP,在此两条件下,我们可以和张氏一同回师广东。”并指出“与张同返广东,在军事上有利,如在南昌与张氏分家,参加暴动的兵力不过五千至八千,在优势敌军阻击之下,恐难到达东江。除非张氏不同意上述两条件,那就只有在南昌行动起来”。接下来是罗米那兹发言:“首先说到目前没有经费可供南昌暴动使用,莫斯科已有电令禁止俄国顾问们在任何情形之下参加南昌暴动。除了这两件不如意的事外,他更进而报告共产国际的回电,其内容是:倘若这暴动无成功希望,最好不要发动,张发奎部的共产党人可全部退出,并派他们到农民中工作。”

7月25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给罗米那兹和加伦的指示与张国焘回忆中所说共产国际的指示进行对照,在强调起义成功把握性和苏联军事顾问不参加起义这两个问题上,基本是一致的。有区别的地方是在关于经费问题和如果没有起义把握的情况下将共产党员撤出张发奎部队派到农民中工作这两点上。目前,在已经公布的档案资料和回忆史料中,除张国焘之外,未发现这方面的内容。

张国焘的回忆录是在多年后写的,有记忆的误差,同时也掺杂有为自己辩护的因素。即便如此,从中也看得出,加伦是想尽量争取张发奎,如张不答应条件,南昌暴动还是要进行的。罗米那兹是把莫斯科不能提供经费、不让苏联顾问参加起义这两个困难条件摆出来,让起义领导者了解这些情况,并提出了在起义无成功把握下怎么办的预案,并没有明确阻止起义,而是给起义领导者留下余地,让他们计划得更周密一些。

由此,笔者认为,无论是加伦的建议还是罗米那兹传达的共产国际指示,都没有把联合张发奎作为一个必要条件。

 

三、张国焘传达的“共产国际指示”

 

由于在南昌的前委与中共中央之间没有电台联系,7月26日当晚,张国焘奉命到南昌向前委传达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指示。关于此行,张国焘在回忆中称,中央交给他的任务“不只是送信,而是考察情况并参与决策”。

7月27日一早,张国焘到达九江。他找到了贺昌、高语罕、恽代英、廖乾五和关向应等,召开了一个会议。会上,张国焘简要传达了此前一天召开的中央常委会议精神。他将加伦和罗米那兹的主要精神曲解为“阻止暴动的举行”,要求重新讨论起义问题。

与会者激烈反对张国焘的主张,一致表示南昌暴动势在必行,已无讨论的余地,尤其是恽代英的表现最为激烈。张国焘质问恽代英为什么不能重新讨论?恽代英表示,没有必要等他来到再讨论,因为事情已经决定了。由于不知道是张国焘曲解加伦和罗米那兹的原意,恽代英对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改变主意表示不满,说:现在南昌暴动的一切准备好了,忽然又来了什么国际指示,阻止我们的行动,我是誓死反对的。他甚至对张国焘说,如果你再动摇人心,就要打倒你。文质彬彬的恽代英说出这样的话来,可见当时大家对起义的决心!

由于这时从九江到南昌的人比较多,张国焘为等火车而滞留九江。7月29日,张国焘怕前委举行起义,从九江给前委发去两份密电,称:“暴动宜慎重,无论如何候他到再决定。”

周恩来接到张国焘电报后,同前委其他成员进行商议,果断决定:暴动决不能停止,继续进行一切准备工作。

7月30日早晨,张国焘到达南昌,前委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张国焘在会上称:“中央意见宜慎重,国际电报如有成功把握,可举行暴动,否则不可动,将在军队中的同志退出,派到各地农民中去。所以目前形势,应极力拉拢张发奎,得到张之同意,否则不可动。”

将张国焘这个传达内容与7月25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给罗米那兹和加伦的电报指示以及7月26日中共中央临时常委会议上罗米那兹传达的共产国际指示进行对照,其前一句话基本上是相符的,后一句则完全是张国焘个人的意见。

很明显,肩负传达共产国际、中共中央指示并参与起义决策重要任务的张国焘,把共产国际留有余地的指示、把加伦有条件地联合张发奎的建议,变成了联合张发奎是南昌起义的先决和必要的条件。可见,张国焘在南昌前委会议上传达的实际上是他个人的主张。

 

四、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前委

对张国焘传达的所谓

“共产国际指示”的态度

 

在当时同中共中央、共产国际没有直接联系的情况下,张国焘以共产国际指示为名提出极力拉拢张发奎、否则不能起义的主张。然而,以周恩来为首的前委并没有买张国焘的账。

李立三脾气急躁,在九江时就想行动,现在张国焘又这样说,他十分恼火。因此,张国焘话音还未落地,他就站起来,冲着张国焘说:“一切都准备好了,哈哈!为什么我们现在还需要重新讨论?”周恩来明确表示:“我们最好行动起来。”前委其他成员也都指出:“暴动断不能迁移,更不可停止,张已受汪之包围,决不会同意我们的计划。在客观应当是我党站在领导地位,再不能依赖张。”

10天前,先期到达九江的同志已发现张发奎已经走向反动,决定不依赖张进行南昌起义,并在中央得到支持。现在张国焘主张必须得到张发奎同意才能起义,否则就不能起义,受到大家的强烈反对是必然的。

张国焘没有想到大家的情绪这么激烈,就拿共产国际代表作挡箭牌,说是共产国际代表的意见。对于张国焘的狡辩,周恩来愤怒地说:“国际代表及中央给我的任务是叫我来主持这个运动,现在给你的命令又如此,我不能负责了,我即刻回汉口去。”由于生气,周恩来还拍了桌子。这是周恩来第一次对人拍桌子。

张国焘还十分有理地说,南昌暴动,事关我们几千同志的生命,我们应当慎重。谭平山见张国焘还是这么固执,甚至骂他“混蛋”。

争论了几个小时,张国焘还是坚持他的意见。因为他有中央代表的身份,是代表中央传达指示的,不能用多数来决定。所以这次会议无果而终。谭平山会后十分气愤地向周恩来建议,要将张国焘绑起来。周恩来没有同意,说张国焘是中央代表,不能绑。

7月31日早晨,贺龙、叶挺接到张发奎的电报,称他本人将于8月1日到南昌。前委当即于上午在贺龙的第二十军军部再次开会。经过数小时的争论,到会者以张发奎已和汪精卫、孙科等人在庐山举行会议,商议解决叶挺、贺龙部队的事实,终于说服了张国焘。张国焘表示服从多数。会议决定在次日凌晨四时举行暴动。

以周恩来为首的前委,抵制了张国焘的错误主张,勇敢地迈出了武装斗争的第一步,有以下几点值得称赞:

其一,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当时张发奎虽然没有公开表示反共,但李立三等从各方面判断,张发奎不可靠,南昌起义不能依赖张发奎。这是一个符合实际的判断。在革命处于万分危急的情况下,依赖张发奎,犹豫不决,延迟起义,只能给张发奎解决党掌握的武装力量的时间。而党掌握的这些武装力量,主要是从成立铁甲车队、独立团发展而来的,是辛辛苦苦培养出来的军事骨干力量。在经过认真准备、箭已在弦上的时候,若因过分依赖张发奎而错失起义良机,造成掌握的武装力量严重损失,这与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没有区别。中共中央前委坚决依靠自己的力量举行起义,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精神的具体体现。

其二,独立自主,敢于担当。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共产国际虽然赞同起义,但对中国共产党人领导起义的能力还是心存疑问的,同时不许苏联军事顾问参加起义。张国焘则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号要求联合张发奎,实际上则是阻止起义。尽管前委并不知道这是张国焘的主张,但仍然坚信自己的能力,坚决依靠自己的力量领导起义,充分体现了独立自主、敢于担当的精神。

其三,高举武装斗争旗帜,坚持革命。大革命失败后,大批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革命的工农群众惨遭国民党反动派杀害。在极其严重的白色恐怖之下,敢不敢革命?怎样坚持革命?是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两个大问题。中共中央前委否决了张国焘的主张,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在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树立起革命武装斗争的旗帜,宣告了中国共产党人不畏强暴、坚持革命的坚强决心。

 

五、张国焘的无力狡辩

 

张国焘阻止南昌起义,受到了中共中央纪律处分。1927年11月9日至10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通过的《政治纪律决议案》指出:“国涛(焘)同志到九江南昌后不执行中央命令,反怀疑暴动主张,甚至反对暴动,南昌事变以后的主张联络张发奎,并反对没收一切土地的政策,这些违反中央政策和派其往前敌指导使命之结果,反给前敌同志以更坏更右的影响,前委亦因之更加动摇。”因之,决定“国涛(焘)同志应开除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资格”。

张国焘在回忆中说他在这次扩大会议中“被缺席裁判”,中央给他“假传圣旨”的处分,是根据张太雷的报告作出的,称“这与事实正相反,真使我觉得现在的中央是不顾信义,任意说谎的”。张国焘甚至还说,当时不少同志为他抱不平,曾质问中央为什么不让张国焘出席会议申辩,为什么颠倒黑白。

究竟是谁说谎,是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还是张国焘?

首先,张国焘自己也承认,他“一直认为南昌暴动没有成功的希望并为此苦思焦虑”。这说明,他从一开始就不看好南昌起义。这是他到南昌后竭力阻止起义的最主要原因。

其次,张国焘在回忆中说,罗米那兹告诉他,共产国际阻止南昌起义的电报训令是斯大林拍板并由布哈林拍来的。查阅1927年7月25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给罗米那兹和加伦的那封电报和该日期前后,其讨论有关中国问题的会议作出的决定及发往中国的电报,署名为“最高领导机关”,签发署名为“中央书记斯大林”。如前所述,7月25日电报是明确赞同南昌起义的,而其他则是讨论如何提供军事援助的,没有发现有关阻止南昌起义的内容。可见,张国焘说的共产国际发来电报阻止南昌起义,系子虚乌有。

第三,张国焘在回忆中说,他受处分时不少同志为他抱不平,都有谁为他抱不平,他却没有说出来。应该说,是说不上来。参加11月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的瞿秋白、李维汉和共产国际代表罗米那兹,都是7月26日下午中央临时常委会议的参加者,是他们要张国焘去南昌传达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指示的。他们都是张国焘到南昌使命的知情人。到会的周恩来、李立三,是在南昌召开的前委会议的参加者,对张国焘在会议上的表现一清二楚。按情理来说,南昌起义的结果是失败的,罗米那兹和瞿秋白若是派张国焘前去阻止起义,那么张国焘不应该受处分,不顾阻止坚持起义的周恩来、李立三等应该受到严厉的处分。但中共中央批评南昌起义前委是犯了“因袭着军事投机的遗毒,不信赖群众力量,没有发动农民创造真正工农民众政权”的错误,而不是犯了不顾阻止坚持起义的错误,给出了“前委全体同志应予以警告”的处分。相比而言,张国焘的处分比周恩来、李立三等要重得多。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对张国焘的处分,应是瞿秋白等和周恩来、李立三就关于南昌起义的前前后后进行沟通、商讨后的结果。由于张国焘阻止南昌起义,前委的同志对他有很大意见,他随南昌起义军南下广东后,都没有人理他。在南昌起义军领导层里,肯定没有谁为他抱不平。知情人里没有人为他抱不平,其他就更没有人为他抱不平了。张国焘的回忆录是在许多年后写的,这时他应该是没有什么顾忌的。若确实有人为他当年受处分抱不平的话,他是应该说几个名字来的。然而,他却一个名字也没有说,明显是他编造出来的。这种为自己辩驳的方法也太拙劣了!

第四,张国焘说他在1927年11月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是“被缺席裁判”。据李维汉的回忆录《回忆与研究》说,1927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召集紧急会议的通告》中通知参加的人有张国焘。当时张国焘已从香港到达上海。至于张国焘为什么没有参加会议,目前尚未有资料可以说明。或许是张国焘自己心虚,知道参加会议会处于被严厉批评的位置,故意不参加会的,或许是其他,暂且存疑。但是有通知他参加会议的文件为证,说“被缺席裁判”也是不正确的。

历史是过去发生的客观存在的事实。在历史上做了不光彩的事,抹是抹不去的,任何狡辩都是无力的,也是无济于事的。

 

 

参考资料:

1.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

2.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926—1927)》(第4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

3.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李立三百年诞辰纪念集》,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版。

4.吴玉章:《八一革命》,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5.徐向前:《徐向前元帅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2005年版。

6.聂荣臻:《聂荣臻元帅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2007年版。

7.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

8.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二册),现代史料编刊社1981年印刷。■

(责任编辑 王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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