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穿《世爵娱乐》中的谎言(上)

逄先知 吕澄 沈栋年 王象乾

前不久,戚本禹在香港出版了一本《世爵娱乐》(以下简称《回忆录》)。原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几位同戚本禹共过事的老同志,对这本书进行了座谈。他们是:

逄先知,1950年3月2日调入中共中央书记处政治秘书室(在中南海,后改为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其他几位同志以及调入的时间,分别是:

吕澄,1949年8月9日,当时在香山。

沈栋年,1950年5月6日。

王象乾,1950年3月2日。

李公绰,1949年5月,当时在香山,是第一个帮助田家英处理群众来信的。因年老体弱行动不便,此次座谈时,他通过电话表达意见。

除逄先知外,其他4人都是戚本禹在《回忆录》中所说的“八司马”的成员。

 

 

以下是这次座谈的纪要。座谈中,大家对下面几个问题形成一致意见。

第一,戚本禹是什么人?

我们同戚本禹都相处十多年,对他不是一般的了解。他很用功,爱钻研问题,有能力,能说会道。但毛病实在不少:极端个人主义,不择手段地尽力向上爬,总想出人头地,嫉妒心十分强,整起人来下手很狠,还爱拉帮结伙。他的这些毛病,在“文革”中恶性膨胀,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成为北京市红卫兵“五大领袖”之上的“戚大帅”,干了许多天怒人怨的坏事。毛主席说:“王、关、戚要打倒总理、老帅”,“不是好人”。周总理说:“戚本禹是到处伸手的野心家。”陈毅说:“不抓戚本禹,党心不服,军心不服,人心不服。”1983年11月,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打砸抢罪,判处戚本禹有期徒刑18年。

戚本禹犯罪事实,人所共知,件件落实。以其自以为是的膨胀个性和根深蒂固的顽固立场,他对自己的罪行不思悔改,对给他带来“人生辉煌”的“世爵娱乐”无限留恋,也是不难理解的。

第二,戚本禹为什么要写这样一本《回忆录》?大家一致认为,《回忆录》谎话太多。他在去世前抛出此书,给人的印象是要在身后留下所谓“真相”,以此博得不了解那段历史的读者的好奇和好感,甚至是“同情”。但戚本禹的真实用心,却不这么简单,必须揭破。

一是他打着拥护毛主席的旗号,极力美化江青,为他自己“文革”中的罪行翻案。在戚本禹的所谓“回忆”中,许多老一辈革命家,无论他是否接触过,在他笔下都不是好人,让人觉得“文革”前的领导干部中,似乎真的存在一个庞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老一辈革命家应该被打倒。

二是他自吹自擂,抬高身份,洗刷罪行,为自己叫屈翻案。戚本禹写的“文革”前的内容,就一个主题:自己如何能干,同事们如何不行,自己如何受到毛主席的重视和江青的信任。写的“世爵娱乐”的内容,也是一个主题:处处为自己洗刷罪行,他犯下的恶行,似乎都事出有因,而且坏事都是别人干的,相反自己做了许多“好事”。

第三,《回忆录》叙述的事情有怎样的迷惑性?确实要承认,戚本禹很会写“回忆”。可惜,他的才能在政治上没有用在正道,在《回忆录》里也是把假的说成真的,把道听途说的事情编得很圆,因此很有迷惑性。其迷惑性有三:一是,他在中南海有18年的工作经历,又是“世爵娱乐”初期的“名人”,介入了许多事,人们会认为他的回忆揭了许多“秘密”,“有价值”。二是,他很善于编造一些“故事”情节,添枝加叶,用一些生动的语言,细致的描写,吸引读者的眼球。三是,戚本禹是笔杆子出身,有一套歪理,能把一些事情联系起来加以发挥,把“故事”讲圆,使之看起来很有逻辑。

戚本禹在《回忆录·后记》中,信誓旦旦地说:“我更看重我在《回忆录》中描述的历史事实的真实性。史料的真伪应是研究历史的人最为看重的。我对《回忆录》中我描述的历史事实的真实性负责。”但是,在当事人、知情人看来,特别是同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相对照,情况正好相反,而且很容易看出他的叙述破绽,很多都是谎言。

我们几个都是与戚本禹共过事的人。以下大体按照《回忆录》的顺序,按照他所讲到的一些事情,我们根据同他接触中所了解到的情况,并运用一些档案材料,来揭穿戚本禹的谎言,还原事实的真相,以正视听。至于他在“文革”中的种种更恶劣的表现,因为我们几个人在“世爵娱乐”中都受到迫害,有的还被长期关在秦城监狱,就只能期待熟悉那段实际情况的人来澄清了。

 

 

一、为毛主席读报、摘报的来龙去脉

 

1950年5月间,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的工作分为两个组。一个是信访组,任务是处理群众给毛主席的信件;另一个是读报组,为毛主席读报,搞摘报,这是毛主席交给的任务。为此,每省的报纸都订了一份,按地区分到每个人。读报组组长是吕澄,组员有韩瑞定、戚本禹、张冠俦、马芷荪、逄先知等。除戚、逄外,都是大学生。室领导彭达彰分管读报组,办了一个内部资料《读报摘要》。每一个人分看一个地区或两三个地区的报纸。各人把当天阅读过的报纸中认为重要的内容摘出来,交彭达彰选择、汇总、定稿,再打字送毛主席。

关于读报摘报的情况,《回忆录》专门列了一章,写了一段很长而又很详细的文字,不知情的人很容易受骗。

《回忆录》说:

当时,我主要负责阅读、摘录华北地区的报纸,如《石家庄日报》、《河北日报》、《山西日报》等。当我看到《山西日报》上一篇关于山西省农民合作化的报道后,就把它送给主席了。这篇报道主席划得满篇都黑了。这份报纸应该不会销毁的,主席虽然没批话,但满篇有划道,有划圈,要能找出来,那就是一份很重要、很珍贵的历史文件。李顺达就是在50年代的合作化运动中,成为全国劳动模范后闻名全国的。还有山西申纪兰搞合作化的事迹,也是我报告上去之后,引起主席重视的。其他地区的报章,由秘书室其他人负责,但我有时也浏览,凡看到农村出现新富农、出现新的两极分化的情况,我立即把有关报道报告上去了,这类报告主席都会划圈。

又说:

我这个中学生搞的报告,主席划圈最多,有的还批示转发下去,而名牌大学的高才生搞出的东西主席看也不看。这个情形引起了副主任彭达彰的注意。田家英开始重视我也是从这时开始的,因为我搞的东西,主席退回来都经他手的,他看到了主席都划圈,而且还条条道道的。一次他对我说:你送的东西主席都看过,都划过。而且,更让他们奇怪的是,不光是这类重要事我送上去主席就划圈,而且别人送上去的一些名人轶事主席不看,而我送上去的一些趣闻、轶事,主席却又喜欢看。田家英也奇怪,说我运气怎么这么好啊。他真没搞明白其中的道理,干脆我送的东西都不压,立即送主席。

吕澄、逄先知都是读报组的。王象乾当时管打字和收发工作,一切上报的和毛主席批下来的东西,都要过他的手。当时,只报送《读报摘要》,不送报纸。戚本禹却说,他看到《山西日报》上有一篇山西省农民合作化的报道后,将报纸送给了毛主席,“这篇报道主席划得满篇都黑了”。大家读到戚所说的这些,觉得十分可笑,戚本禹竟能如此厚着脸皮说谎话,编故事,把自己吹到天上,把别人贬得一钱不值。

参加座谈的同志回忆,报送毛主席的《读报摘要》都不退回,更未见过毛主席有什么批示,办了几个月就停了。为什么停呢?毛主席不满意。他还是得自己亲自看报纸,《读报摘要》不能满足他的要求。大家记得很清楚,宣布撤销读报组那天,秘书室主任师哲向读报组全体人员讲话。他很生气,说:“我本来以为你们是钢筋水泥,实际是火柴杆,撑不起来!”这个“你们”当然包括戚本禹在内。彭达彰当即作了自我批评。

关于《读报摘要》停办,戚本禹是怎样说的呢?他说:新华社知道了主席经常要看报摘,就说他们掌握的情况更多、更全面,应该由他们来为主席搞报摘。彭达彰一听就说,那好啊,你们能弄那最好了。我们人手不够,你们弄了,我们给你们送主席。这之后就诞生了新华社的《内部参考》,秘书室读报的工作就停下来了。

《读报摘要》报送范围很小,只送毛、周、刘、朱等,任何一位领导都未作过批示,新华社怎么会知道?关于《读报摘要》停办的原因,戚本禹讳莫如深,不愿意说实话。如果实话实说,他吹的那些牛皮就会炸开了。事实很清楚,新华社办《内部参考》同《读报摘要》停办是毫无关联的。戚本禹却凭空把这两件不相关的事扯在一起,企图掩盖毛主席对戚参与的《读报摘要》不满意这一真实情况。

 

 

 

二、1950年安徽大水灾,有灾民被毒蛇咬死,毛主席是看了谁的报告而落泪的?

 

《回忆录》说:

1950年夏天,淮河流域发生水灾,灾情百年不见,淮河也溃堤了,淮北地区陷入汪洋大海,安徽、河南两省有上千万人遭灾。当时,我特别关注有关报道和群众来信来电,就把读到的各种相关情况做了摘要交给领导,由他们向毛主席报告。毛主席在得知了有灾区的人民为避洪水爬到树上去、结果被毒蛇咬死时,难过得流下了眼泪,并在1950年7月20日批示:除目前防救外,须考虑根治办法,现在开始准备,秋起即组织大规模导淮工程,期以一年完成导淮,免去明年水患。

实际情况是怎样的呢?毛主席得知有灾民避水爬到树上被毒蛇咬死而落泪,是在1950年8月5日看了时任皖北区党委书记曾希圣等人8月1日的来电,而不是别的什么报告。这有档案为证。毛主席在曾希圣等人来电中的“被毒蛇咬死者”六个字下面划了一条横线。戚本禹竟然谎称毛主席落泪,推出治淮决策,是由于看了他的“摘要”。戚本禹硬把8月5日毛主席“难过得流下了眼泪”而作的批示,说成是毛主席1950年7月20日的批示。其实7月20日的批示,是毛主席看了华东防汛总指挥部7月18日的报告后作出的。这个报告里,并没有灾民在树上被毒蛇咬死的记载。戚本禹为了表功,就是这样不顾历史的真实,张冠李戴地胡乱编造。戚本禹分工阅读的是华北地区的报纸,安徽属华东地区,淮河流域大水灾的消息如果有报道,也应登在《安徽日报》和河南省的报纸上,这不属于戚分工阅读的范围。戚本禹不在信访组,怎么又会看到群众来信来电呢。可见,所谓他搞的关于安徽水灾“摘要”是没有的事。

戚本禹在《回忆录》中还说:

如果那时候每个同志……不能把全国各地群众生活的真实状况和群众中出现的积极的进步的社会变革思想,及时报告给主席,那当年治理淮河水患就不会有了,合作化在全国的推广也不会发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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